规训与惩罚-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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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为他辩护。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讲述自己的生活情况，解释他在离开监狱被迫住在指定地点后无法重操镀金工旧业的原因——因为他是刑满释放犯无论走到哪里都遭到回绝，而警察又不允许他到别处找工作。他无法离开普昂，而在这种可怕的监护之下又无以为生，只能坐以待毙。他曾到市政厅要求工作，获得了在公墓的八天工作，每天挣十四个苏（法国钱币）：“但是”，他说，“我年轻力壮，能吃能喝，五个苏一磅的面包，我每天能吃两磅多。我用十四个苏怎么能填饱肚子、换洗衣服和找到住处？我是被逼到绝境的，我希望重新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监护使我重陷不幸。我开始憎恶一切。这时我遇到勒迈特。他也是个穷人。我们为生活所迫而重新产生偷窃的邪念。”
最后一点，监狱把犯人家庭抛进贫困深渊从而制造了过失犯：“这种制度把一家之长送进监狱，也就使母亲一天天陷于贫困，使儿童被遗弃，使整个家庭被迫流浪乞讨。犯罪也就因此而滋生”。
应该指出，这种一成不变的批评总是沿着两个方向，或者认为监狱的改造作用不充分，教养技术仍很原始粗糙，或者认为监狱力图成为改造场所，但失去了惩罚的威力（11），真正的教养技术应该是严厉的qZ’，监狱是一种双重经济失误：直接的失误是它的内在代价太高，间接的失误是它没有消除过失犯罪ql3）。对这些批评从来只有一种不变的回应：重新强调教养技术的不变原则。在一个半世纪中，监狱总是被当作本身的补救办法：不断强化教养技术，以此作为克服其不断失败的唯一手段；贯彻教养目标，以此作为克服其不可行性的唯一方法。
可以作为结论性的事实是，最近几个星期的犯人暴动”被归咎为1945年提出的改革实际上从未生效，因此人们必须恢复监狱的基本原则。人们至今仍期待着这些原则产生美妙的结果。但是对这些原则人们太熟悉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它们构成了关于良好健全的“教养条件”的七条普遍准则。
1．刑事拘留应该以改造人的行为举止为其基本职能：“以改造犯人为刑罚的主要宗旨，这是一条神圣的原则。该原则在科学领域，尤其是在立法领域正式出现乃是最近的事情”（“布鲁塞尔教养会议”，1847年）。1945年5月的阿莫尔委员会（Amormission）亦步亦趋地重申：“剥夺自由的刑罚以改造犯人和使犯人重返社会为主要宗旨。”这就是改造原则。
2．对犯人的隔离，至少是对犯人的空间安置，应该根据其行为所受到的刑罚，但首先应根据年龄、思想态度、将使用的改造技术、改造的阶段。“在设法改变犯人性格中外在的和道德的重大缺陷时，必须考虑他们堕落扭曲的程度及其改造的难易程度”（1850年2月）。1945年的提法是：“关押刑期为一年之内的犯人的教养机构对过失犯的空间安置应根据性别、个性和堕落程度。”这是分类原则。
3．应该根据犯人的特点、进步或退步表现来调节刑罚。“因为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犯人，因此应使确实改恶从善的犯人获得自由”（I。＂oas，1838）。1945年的提法是：“实行一种分级渐进的制度，……根据犯人的态度和进步程度来调节对待犯人的方式。这种制度包括从单独禁闭到半自由的整个范围。……假释的恩惠扩大到适用于一切有期监禁刑罚。”这是刑罚调节原则。
4．劳动应该是改造犯人和使犯人逐渐社会化的基本要素之一。犯人劳动“不应被视为一种附加因素，似乎是刑罚的加重，而应被视为一种减轻痛苦的因素，因而是犯人不可剥夺之物。”它应该能使犯人学会和从事一门手艺，能给犯人及其家庭提供一个收入来源（DucPetiaux，1857）。1945年的提法是：“所有的法定囚犯都必须工作。……任何囚犯都不得被强制无所事事。”这是工作义务权利原则。
5．对囚犯的教育，对于当局来说，既是有利于社会的必要措施，又是囚犯的义务。“教育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教养手段。教养监禁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ucas，1838）。1945年的提法是：“囚犯所受的待遇，除了不得男女混杂外，……应该主要是对他进行一般教育和职业教育，使他改过自新。”这是教养教育原则。
6．监狱体制应该至少部分地受到一批专业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这些人应具有作为教育者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和业务能力。1850年费鲁就监狱医疗问题指出：“这对于一切形式的监禁都是有价值的补充，……没有人比医生更能获得犯人的信任，能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性格，能在减轻他们的病痛时更有效地影响他们的精神状态，而且能够以恰当的方式给予谴责或鼓励。”1945年的提法是：“在每一个教养机构中，都应有一种社会和医疗一心理服务。”这是拘留的专业监管原则。
7．监禁结束后应有监督和帮助措施，直至获释犯人彻底恢复正常生活。犯人离开监狱后不仅应受到监督，“而且他应得到帮助和扶持”（Boulet＆Benquot）。1945年的提法是：“为了促使犯人恢复正常生活，在监禁之时和之后应给他们以帮助。”这是辅助制度原则。
斗转星移，一个多世纪以来，同样的基本命题逐字逐句地得到重申。它们一再出现在每一次新的、来之不易的、最终被接受的改革主张中。而这种改革始终是不尽人意的。同样的或几乎一模一样的语言也能从其他的“富有成效”的改革时期找到：18世纪末和“社会保卫运动”（movementofso－ciadefence）以及最近几年犯人暴动时期。
因此，人们不应该把监狱的发展、它的失败和它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的改革看作是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而应该认为这是一个同时包容这几个方面的体制。这个体制在历史上是强加在法律对自由的剥夺上的。这个体制包含着四种因素：监狱附加的纪律因素——这是“至上权力”因素；对某种客观现实、某种技术、某种教养“理性原则”的生产——这是辅助认识因素；实际上对某种必须用监狱加以消灭的犯罪倾向的不断诱发、甚至强化——这是相反效应因素；某种“改革”的重复进行，这种“改革”表面上追求“理想主义”，实际上与监狱的规训运作同构——这是乌托邦复制因素。正是这个复杂组合构成了“监狱体制”（careeralsystem）”，而不仅仅是构成由高墙、管理人员、规章条例和暴力组成的监狱机构。“监狱体制”把话语和建筑，强制性规章和科学命题，实际社会效应和所向披靡的乌托邦，改造过失犯的计划和强化过失倾向的机制组合成一个形象。所谓的失败不正是监狱运作的组成部分吗？难道不应把这种失败列入规训和监禁的辅助技术在司法机构及社会中所造成的权力效应中吗？这些效应不都集合在“监狱体制”的名下吗？如果说监狱机构能够屹然不动地长久存在，如果说刑事拘留原则从未受到严重的挑战，那么这无疑是由于这种“监狱体制”根深蒂固并完成着某些明确的功能。让我们以一个最近的事例来说明它的力量和稳定性：1969年在弗勒里一梅洛日（Flglllly－M6rogis）设立的模范监狱在总体设计上完全照搬了1836年在小罗盖特（Petite－Roquette）轰动一时的星形全景敞视设计。这一权力机制既有现实实体又有象征形式。然而，人们希望它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说法律被设定为确定违法行为，如果说刑罚机构的功能是减少违法行为，监狱是进行这种镇压的工具，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失败。更确切地说，为了从历史角度做出判断，人01必须能够衡量刑事拘留对整个犯罪的影响——人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人们在宣布监狱失败的同时总是主张维持监狱的存在。人们实际上所能提出的唯一替代方法就是放逐。英国在19世纪初就废止了这种方法，而法国在第二帝国”期间则加以采用。但这可以说是一种严厉的，间接的监禁形式。
然而人们或许应该反过来考虑问题，反问自己，监狱的失败提供了什么东西？这些形形色色的不断受到批评的现象有什么作用？这些现象包括维持过失犯罪倾向，鼓励累犯、把偶尔的违法者改造成习惯性的过失犯，建立一种封闭的过失犯罪环境。人们或许应该探寻在刑罚体制的玩世不恭的外表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用判决来净化犯人之后，继续用一系列的“烙印”（一种原来是理论上的、现在是实际上的监视；取代了犯人通行证的警察记录）来跟踪他们，因此这种东西是在跟踪已经接受过对犯罪者的惩罚的“有过失倾向”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正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不是一种矛盾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人们将不得不认为，监狱及其一般的惩罚并不旨在消灭违法行为，而是旨在区分它们，分配它们，利用它们。与其说它们使易于违法的人变得驯顺，不如说它们倾向于把对法律的悟越吸收进一种一般的征服策略中。因此刑罚就将显得是一种操纵非法活动、规定宽容界限、有所放任又有所苛待、有所排斥又有所利用的方式。总之，刑罚不是简单地“遏制”非法活动，而是“区分”它们，给它们提供一种普遍的“经济机制”。此外，如果人们能够谈论“正义”的话，那不仅是因为法律本身或实施法律的方式能够为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且还因为通过刑罚的中介对非法活动的区别对待成为那些统治机制的一部分。法定惩罚应该在一种对待非法活动的总体战略中被重新定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监狱的“失败”。刑法改革的一般模式是在18世纪末反对非法活动的斗争中形成的。当时，使“旧制度”下各社会阶层的并行不悖的非法活动得以维持的宽容、相互支持和利益三者之间的总体平衡被打破了。于是产生了一种关于实行普遍公开惩罚的社会的乌托邦：刑罚机制将不停顿地积极运作，毫不拖沓、没有中间环节，没有任何不明确性；一种理想的法律（一方面本身精确周到，另一方面铭刻在每个公民心中）将连根消灭一切非法活动。而此时，即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在新法典的背景下，新的民众非法活动的危险出现了。更确切地说，民众非法活动开始在新的层面发展起来。这些非法活动是1780年代到1848年革命的各种运动带来的。这些运动把社会冲突、反对政治制度的斗争、对工业化的抵制、经济危机的后果联系在一起。广义地说，当时有三个特殊进程：首先是政治层面的非法活动的发展。这表现为两种方式。本来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局部性的活动（如杭交租税或抵制征兵；强行没收囤积的商品；抢劫商店、强迫“平价”出售商品；与当局代理人发生冲突）在大革命期间能够导致直接的政治斗争，其目标不仅在于迫使国家让步或废除某些不可容忍的措施，而且还在于改换政府和改变权力结构本身。另外一些政治运动明显地以现存非法活动形式为基础（如法国西南部的保皇党利用农民来反对关于财产权、宗教和征兵的新法令）；这种政治层面的非法活动在19世纪工人运动与共和派政党的关系中，在工人斗争（罢工、非法结社）向政治革命的转变中变得愈益复杂和明显。总而言之，立法的限制愈益严格，这些非法活动也愈益倍增，而在这些非法活动领域中，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斗争。并非所有的非法活动形式都有可能推翻政权，但是许多非法活动形式能够被应用于总体政治斗争中，有时甚至能直接导致总体政治斗争。
其次，通过抵制法律或其它法规，很容易使人们认可反对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法规的人的斗争：民众不再反对包税人、金融家、国王代理人、推诿塞责的行政官或坏大臣这些不公正的代理人了，而是反对法律本身和执法的司法本身，反对提出新权利的地主，反对自己勾结在一起却禁止工人结盟的雇主，反对引入更多的机器、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并把工厂规章制定得愈益严格的企业主。正是在反对从大革命中获利的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新的地产制度的斗争中，农民的各种非法活动发展起来。毫无疑问，从热月到执政府“这段时间，农民的非法活动最为激烈，但是此后也没有消亡。19世纪初，在反对新的合法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工人的非法活动发展起来：从破坏机器这类最激烈的形式或组织协会这类最持久的形式，到最日常的形式，如旷工、甩手不干、流浪、偷窃原材料、在工作数量和质量上弄虚做假等。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也被纳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