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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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笑了。她的心胸，感到了甜蜜的紧缩，——她觉得已沉醉在欢乐里，但是，这时却有一种吝啬而小心的东西在她心里唤起了一个愿望，就是想看到儿子像平时一样地平静。她心里太好过了，她希望这种有生以来第一次经验到的特大欢喜，永远就像它刚来到那时那样生动有力地藏在她的心里。她害怕这种幸福会减退，所以尽可能地迅速地要将它关在自己的心里，就像捕鸟的猎人把偶然捕到的一只珍贵的好鸟关起来一样。
“吃饭吧，巴沙！你还没有吃吧？”母亲慌忙地说。
“没有。昨天，看守告诉我今天可以出来，所以也没有吃也没有喝……”
“我回来第一个遇见的，是西佐夫老头子，”巴威尔讲述着。“他看见了我，就从街对面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对他说：‘我是危险人物，被警察监视着，你现在和我在一起要小心点。’‘不要紧，’——他说。关于他的外甥，你猜他是怎样问的？他说：‘菲奥多尔在那里行为好吗？’于是我说：‘在监牢里怎么才叫行为好呢？’他说：‘就是他在牢里有没有说什么对同志们不利的话？’于是，我和他讲，菲佳是一个忠实而聪明的人。于是，他摸着胡子，傲然地说：‘我们西佐夫一家，决不会有没出息的子孙的！’”
“他是一个有头脑的老人！”霍霍尔点头说。“我们经常跟他聊天，——是个好人。菲佳大概就会被放出来的吧？”
“我想，所有的人都会给放出来的！在他们手里，除了依萨的报告之外，什么证据也没有，而依萨又能说出些什么呢？”
母亲在屋里踱来踱去，一直望着她的儿子。
安德烈听着他说话，反背着手，立在窗子旁边。
巴威尔在房里走着。他的胡子长得很长。一圈圈又细又黑的胡子，密密麻麻地长在两腮上，衬得他淡黑的脸色略微白了一些。
“坐吧！”母亲把滚热的食物放在桌上，朝儿子吩咐。
在吃饭的时候，安德烈讲起了雷宾的事情。他讲完之后，巴威尔不无遗憾地说：
“假如我在家里，我是不会放他走的！他带了什么东西走的？他怀着满腔的愤慷和一颗糊涂的头脑走了。”
“哦，”霍霍尔苦笑着说，“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并且他自己也已经跟他内心的那些狗熊似的意识做过长期的斗争了——要使他改变可不容易……”
他俩又开始用母亲听不明白的话争论起来了。
吃过饭后，他俩更激烈地把一些像是噼噼啪啪的冰雹似的难懂的话抛向对方。有时，他们的语句很简单。
“我们应该半步也不后退地在我们的路上前进！”巴威尔坚决地说。
“这样，我们在途中要遇到几千万和我们作对的……”
母亲细心地听着他们辩论，知道了巴威尔不太喜欢农民，而霍霍尔偏庇护他们，主张连农民也得给予教导。对安德烈所说的话，她懂得多些，而且觉得他是正确的。可是每当他对巴威尔说了些什么话的时候，她总是竖起耳朵，屏住呼吸，等待着儿子的回答，想早点知道霍霍尔的话是否使他生气。但是他们两个，还是照样毫不生气地互相地嚷着。
有时母亲问她儿子：
“巴沙，真的是这样？”
他带着笑回答：
“真的是这样！”
“您呀，先生，”霍霍尔用一种亲切的挖苦的口气说，“您吃得多嚼不烂，都横在喉咙里了。你喝点水冲冲吧！”
“不要开玩笑！”巴威尔告戒他。
“我现在的心情好像是在追悼会上！……”
母亲静静地笑着，摇了摇头……
第23节
春天到了，积雪融化开来，露出了埋在下面的污泥和煤屑。泥泞一天天地更加明显起来，整个工人区好像披着肮脏的褴褛衣片。
白天，房檐上滴嗒着雪水，家家的灰色墙壁都疲倦地、汗涔涔地在冒烟。夜里，无数冰棱朦胧地闪着白光。太阳越来越频繁地在天空中出现了，溪水已经不断地发出淙淙的声音，向沼泽地流去。
已经着手准备庆祝“五·一”。
工厂和工人区到处都是解说五一节意义的传单，连平时不听宣传的青年，看了传单后，也说：
“这倒是应当举行的！”
尼古拉闷闷不乐地微笑着，喊道：
“时候到了！玩捉迷藏玩够了！”
菲佳·马琴非常高兴。他的身体瘦得厉害，由于他的动作和谈话都很激动，就更像关在笼子里的云雀了。
常和他在一起的，是那个不爱说话、少年老成的在城里做工的雅考夫·索莫夫。因为监狱生活而毛发愈加变红了的萨莫依洛夫、华西里·古塞夫、蒲金、德拉古诺夫和其他几个人，主张拿起武器，但是巴威尔、霍霍尔及索莫夫等几个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叶戈尔来了。他老是疲惫地流着汗水，好像连气也透不过来，他开玩笑地说道：
“改变现行制度的事业，——是一桩伟大的事业，诸位同志，但是要使它进行得更顺利，我得去买一双新的靴子！”他指着自己脚上那双又湿又破的皮鞋说。“我的套鞋，也破得不能修补了，我的两脚每天都泡在水里。在我们没有与旧世界公开而明朗地脱离关系之前，我是不愿意搬到地心里去住的，所以我反对萨莫依洛夫同志的武装示威提议，我提议用一双结实的靴子，把我武装起来，我深深地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我的提议比一场非常厉害的打架还要有益！……”
就用这种巧妙的话，他把各国人民如何为着减轻自己的生活负担而斗争的历史，讲给工人们听。
母亲很高兴地听他说话。从他的讲解里面，她得出了一个奇怪的印象——最残酷最频繁地欺骗人民的、最狡猾的人民的敌人，是一些小小的、突撅着肚子的、红脸膛的小人，这些人都是没有良心的，残酷、贪婪而狡猾的家伙。当他们自己觉得在沙皇的统治之下难以生存的时候，他们就唆使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沙皇政权，但是，当人民起来从皇帝手里夺取了政权之后，他们就又用欺瞒的手段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而把人民大众赶进狗窝里去。一旦人民大众和他们抗争，他们就把人民大众成千上万地杀掉。
有一次，她鼓起勇气，把从他话里面所创造出来的那幅现实生活的图画，讲给他听，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请教：
“是这样的吗，叶戈尔？”
他转动着眼珠儿，哈哈地笑起来，两手揉着胸口，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
“一点也不错，妈妈！您已经抓住了历史的牛角了。在这黄色的底子上面，多少还有点装饰，就是还有点刺绣，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本质！正是那些胖胖的小人，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是伤害民众的最毒的毒虫子！法国人民替他们很好地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布尔乔亚’。妈妈，记住，布尔乔亚。
他们吃我们的肉，吸我们的血……”
“那就是财主们吗？”母亲问。
“对！他们的不幸在这里。你想，要是在婴儿的食物里面加了些铜，那么这个孩子的骨骼就不能成长，就会变成一个矮子，同样地，假使大人中了黄金的毒，那么他的心灵立刻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僵死的、灰色的、花五个铜子就可以买到的橡皮球一样的东西……”
有一次谈到叶戈尔的时候，巴威尔说：
“你要知道，安德烈，心里有苦痛的人，最喜欢开玩笑……”
霍霍尔沉默了一会儿，眯着眼睛说：
“如果你的话是对的，——那么俄罗斯全国的人都会笑死了……”
娜塔莎来了。
她也曾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坐牢。但监牢生活并没有使她发生什么变化。
母亲看出来了，娜塔莎在的时候，霍霍尔总是比平常高兴，和别人说笑，或者拿些轻松的话挖苦人，从而来博取她的欢笑。但是等她走了之后，他就忧郁地用口哨吹着无穷无尽的曲子，迈着无精打彩的脚步，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
莎馨卡也常常跑来，总是蹙着眉头，总是忙忙碌碌的。不知什么缘故，她的身体更加消瘦了。
有一次，巴威尔送她到门洞里，没把门带上。母亲便听见了他们很快地谈着话。
“是你拿旗？”姑娘低声问。
“是我。”
“已经决定了？”
“嗯。这是我的权利。”
“又要坐牢！”
巴威尔沉默不语。
“你不能……”她说，又立刻停住了。
“什么？”巴威尔问。
“让给别人……”
“不！”巴威尔高声地说。
“您想一想吧，——您很有威望，大家都爱戴您！……你和那霍德卡是这儿的领袖，——你们的身体自由的话，你们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你想一想！这样，你是会被充军的，——到很远的地方，长时间地！”
母亲觉得，在这个姑娘的声音里面有一种熟悉的感情——忧虑和恐惧。莎馨卡的话，像大滴的冰水一样，直滴在她的心上。
“不，我已经决定了！”巴威尔说。“无论怎我都不放弃这件事。”
“我求你都不行？”
巴威尔忽然很快地、用一种非常严格的口气说：
“你不应当说这种话，——你怎么啦？——你不应当这样！”
“我是人！”她声音很低。
“是好人！”巴威尔也是低声说，可是显得有点异样，好像是透不过气来。“是我所珍贵的人。所以……所以你不能说这种话……”
“再见！”姑娘说。
听着她的脚步声，母亲知道她差不多像跑一般地走了，巴威尔跟在她后面，走到院子里去。
一种沉重、压人的恐怖，包围着母亲的心。他们在说些什么，她不能理解，但是她已经觉得，不幸的事情就在前面等待着她呢。
“他在想干些什么呢？”
巴威尔和安德烈一同回来；霍霍尔摇着头说：
“嗳，依萨那个东西，——怎么办他才好呢？”
“我们得忠告他，叫他停止他的阴谋！”巴威尔皱着眉头说。
“巴沙，你打算做些什么？”母亲低着头问。
“什么时候？现在？”
“一号……五月一号？”
“噢！”巴威尔放低了声音说。“我拿了旗开路。这样，我大概又要进监牢了。”
母亲的眼睛，感到热辣辣的，嘴里干燥得非常难受。他拿起母亲的手，抚摸着。
“这是必要的，请你理解我吧！”
“我什么都没有说呀！”她说着，慢慢地抬起头来。当她的眼睛和儿子的倔强的视线相遇的时候，她又弯下了脖颈。
他放开了她的手，叹了口气，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妈妈不要难过，应该为我高兴。——要到什么时候，母亲们才能很欢喜地送自己的儿子去就义呢？……”
“加油，加油！”霍霍尔插嘴说。“卷起了长衫，我们的老爷马上加鞭！……”
“难道我说了什么了吗？”母亲问。“我并不妨碍你。如果说我怜惜你，——这也不过是母亲的心！……”
他从她身边走开了。
母亲听见一句激烈而尖锐的话：
“妨碍人类生活的爱……”
母亲战栗了一下，她恐怕他再说出什么使她心疼的话，所以赶紧说：
“不必说了，巴沙！我已经懂了，——你没别的法子，——为了同志们……”
“不！”他说。“我这样做——是为着自己。”
安德烈站在门口——他比门还高，好像嵌在门框里面一样地站着，怪模怪样地屈着膝，把一边肩膀抵住门框，另一边肩膀和脖子以上，全伸进了门里。
“您少唠叨几句吧！先生！”他忧郁地用凸出的眼睛望着巴威尔的脸。他的神情很像石缝里的晰蜴。
母亲想哭一场。他不愿让儿子看见眼泪，所以突然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我的天啊！——我忘记了……”
这样，她走进门洞里，把头抵住墙角，任由屈辱的眼泪往下淌。她无声地哭着，倍感自己的衰弱，仿佛和眼泪一起流出来的还有她的心血。
从没有关严的房门里，传来了低低的争论声。
“你怎么，——折磨了母亲，你很得意吗？”霍霍尔质问。
“你没有说这种话的权利！”巴威尔喊道。
“我看着你像蠢山羊一样地跳，却一声不响，那才算是你的好同志！你为什么说那些话呢？嗳？”
“‘是’或者‘不是’，任何时候都应当毫不含糊地说出来。”
“对母亲？”
“不论对谁！束手束脚的爱和友情，我都不要……”
“真是好样的！揩揩你的浓鼻涕！揩了之后，到莎馨卡那里也照这样说吧！这是应该和她说的……”
“我已经说了！……”
“说了？撒谎！你对她说得要亲热，要温存，我虽然没听见，但是我料得到的！在母亲面前逞什么英雄……告诉你吧，傻子，你的英雄主义是一分钱也不值的！”
符拉索娃很迅捷地擦了眼泪，恐怕霍霍尔叫巴威尔难堪，赶快推开门，走进厨房。她全身打着战，心里充满了悲凉和恐惧，高声地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