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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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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来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亵的姿势。保尔身后,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乐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紧靠舞台的前排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够了,别卖淫了!见鬼去吧!”

保尔认出这个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尖叫了一声,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暴发户们从椅子后面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指责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真他妈的不像话!”

“整个欧洲都在跳啊!”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候,在“公社战士”疗养院来的一群观众里,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唿哨,别的人也群起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像被风刮走似的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的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道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看看!”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声中这样喊着,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尔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们在保尔房间里坐了很久。扎尔基在一个专区的党委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尔基说。

“是吗,你爱人是谁?”保尔惊奇地问。

扎尔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还认得出来吗?”

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尔更加惊讶了,又问。

“上莫斯科了。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听说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吗?他现在当了造船厂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们分散在各地,能够碰到一起,谈谈过去的事,真叫人高兴。”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同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他们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一些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在场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矮墩墩的个子,五十上下年纪,过去在乌拉尔地区当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是的,有事实为证,出了新的反对派,我们原先就有预感,果然发生了。新反对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们狼狈为奸,相互打气。如今这个各色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开始行动了。”

坦波夫来的检察员插进来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你们记住我的话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当时,季诺维也夫带着一帮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儿反对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一声不吭,净在一边看热闹,心里则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在攻击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来都在跟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在各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决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决不会听命于他们长期激烈批判过的人。

“结果怎么样呢?昨天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今天成了朋友,因为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谁联合都行,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放弃原先的立场也行。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在他们眼里粪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结盟会使他们过去布尔什维克的称号蒙上耻辱,可这算得了什么呢?

这个无原则的联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联盟。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的畏缩。这号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骂娘话。“呸,差点没说出脏话来!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坦波夫人结束了他的发言。

“一切迹象表明,最近期间这个联合的反对派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不断冒出来的小集团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乱,破坏党的统一。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它们彻底了结。我们太放任太宽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的捣乱分子和反对派一个一个通通清除出党。我们在跟这些反党分子的斗争上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说。

老人梅伊兹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要赶紧回去。疗养院多住两天少住两天无所谓,在这样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守各自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走光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很久。他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讲话。

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掉进路边的壕沟里,翻了车。

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立即动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这样说,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

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仅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保尔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教授已经快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保尔身后紧张地进行着。保尔回头看了一下,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轻声对他说:“柯察金同志,别往那边看,看了对神经有刺激。”

“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

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有点不妙。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

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

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刚才我拿到了叶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

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

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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