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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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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他妈的!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12月3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12月5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赶上前去。

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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