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陶醉-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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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两眼呆滞，耷拉着双肩坐着，面对似乎变得陌生了的冷冰冰的墙壁出神，不断地等待着，等待着，期望在强烈的召唤下，心里会不会有一点迟来的喜悦的冲动。她不知不觉地屏住呼吸，像孕妇细听自己腹内胎儿的最初躁动那样，俯身侧耳谛听着，然而什么动静也没有，寂然无声，空空荡荡，像一座没有鸟儿啼叫的树林。她，这个二十八岁的姑娘，这时搜索枯肠地拼命回想人高兴时究竟是什么滋味，吃惊地发现自己竟记不起来了：就像一个人儿时学过一种外国语，后来忘光了，只记得从前曾经会过这种外国话。她回想自己最后一次感到高兴在什么时候，苦苦思索着，低垂的前额上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渐渐地，她想起来了：似乎从一面磨毛了的模糊的镜子中，逐渐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两腿细长、头发金黄的小姑娘，穿着棉布裙子，调皮地摇晃着肩上的书包，还有十多个姑娘在她周围欢蹦乱跳：她们这是在维也纳市郊一个公园里玩棒球。又有一次，一阵阵欢呼雀跃，一串串欢声笑语，不断随羽毛球腾空而起。现在她记起来了，这笑声是多么轻巧、多么自然地从喉咙里迸发出来，它一直是自己最亲近的伴侣，它简直就在你的皮肤下面躁动，在你的血液中激荡、翻滚；它在喉咙里是多么轻啊，简直太轻巧了，你只需轻轻一摇，它就连珠炮般从嘴唇滚落下来。在学校里，她必须两手紧扶坐凳、紧咬嘴唇，以便在上法语课时不致因为听到一句滑稽的话、看到一个可笑的动作而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这是因为，当时随便一件芝麻大的事，都会激发出那种洋溢着天真无邪、喷射出青春火花的小姑娘特有的欢笑。某位老师说话打个磕巴，照镜子时做个鬼脸，一只猫滑稽地甩甩尾巴，一个军官在街上瞅你一眼，总之，每件芝麻大的小事、每件什么意义也没有的滑稽事，都会引发这样的欢笑，简直可以说是浑身装满欢笑的火药，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能使欢笑爆发出来。这种轻快、调皮的笑总是犹如即将离弦的箭一般，甚至在睡梦中，它也在那张稚气未消的嘴边描绘出一道喜气洋洋的花纹。
突然间，这一切无影无踪，眼前变作一团漆黑，好像谁一下子把灯芯掐灭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下午，她去游泳，在更衣室脱衣时，她十六岁少女矫健的裸露的肉体，像一道闪亮的电光刷地映入自己的眼帘，它是多么丰腴、白皙、生机勃勃、轻盈柔嫩，是多么健康啊！然后，她纵身入池，浑身顿时凉爽万分，她拍打着水花，不停地游着，后来又同女友们坐小木船你追我赶——那六个黄毛丫头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现在还在她耳边回响，接下去便是小跑着回家，快，快，她是那样步履轻捷，因为，显然又耽误了时间，她不是还得帮助妈妈收拾行装吗？后天她们就要到康普山谷避暑地去了。于是，她一步跨三级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冲进房里。可是奇怪，她一进屋，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就戛然而止，而且两人都竭力扭头不看她。刚才她听见父亲异乎寻常地大声讲话，而这会儿他却带着很不自然的专注神情读起报来；母亲一定是哭过，因为她这时慌忙把手绢攥成一团，赶紧走到窗前去了。出什么事了？他们吵架了吗？不，这不可能，绝对不是，看吧，父亲现在突然转过身，把手放在母亲瑟瑟抖动的肩上，她还从来没有看见父亲这样温存呢。但母亲并不回头，在父亲默默无言的抚摸下，她浑身颤动得更厉害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两个谁也不理会她，谁都不看她一眼。事隔十二年之后的今天，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感到的疑惧。他们是在生她的气吗？难道自己捅了什么娄子？她战战兢兢——小孩在严父面前总是胆战心惊、觉得一无是处的——轻手轻脚地溜了出去，来到厨房里。在那儿，女厨师波塞娜告诉她：住隔壁的勤务兵格查——当兵的知道底细——说，仗已经打起来了，要把这伙该死的塞尔维亚人剁成肉泥！奥托是后备少尉，得上前线，还有她姐夫，他们两个都得去，所以父亲和母亲这样烦躁不安、心慌意乱。果真，第二天一早她哥哥奥托便身穿步兵狙击手的灰蓝色军服，肩上斜挎着军官背带，马刀柄上飘拂着金黄色的穗子，直挺挺站在屋子中央。他这个中学助理教员，平时多半穿一件皱巴已的礼服式黑色外套，这种表示威严、庄重的黑颜色，使这个面黄肌瘦、满脸蛋黄色绒毛、留着平头的细高挑小伙子简直显得可笑。可现在呢，当他穿着紧贴腰身的笔挺军装，嘴角带着使劲做出的严峻神情出现时，在亲妹妹的眼里他几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于是她脸上带着黄毛丫头那种傻乎乎的、稚气的得意神色抬头瞅着哥哥，拍着手叫起来：“嗬，好家伙，你可真帅呀！”话音未落，平时那样温柔的母亲便使劲推了她一把，使她的胳膊肘撞到柜子上。“你真不害臊，这个没心肝的东西！”然而母亲的勃然大怒，仅仅是想发泄郁结在心头的痛苦罢了。闸门一拉开，她便抽抽搭搭痛哭起来，凄厉的哭声使人心胆俱裂，她绝望地扑向年轻小伙子，死死抱住他不放，儿子使劲把头扭开，力图做出一副男子汉的神态，一面讲些为祖国、尽义务之类的话。父亲看不下去，转身走开了，于是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只好咬咬牙，使劲挣脱了母亲发狂似的拥抱。突然，他急急忙忙吻了吻母亲的脸颊，匆匆握了握很不自然地、僵直地站着的父亲的手，对她克丽丝蒂娜呢，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倏地从她身旁过去了。不一会儿，他佩带的长刀叮当声便从楼梯传来，逐渐远去。下午，姐夫来告别，他在市府当职员，现在是辎重队的中士。这比上午的告别容易，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谈话间颇有得意之色，把事情说得好像儿戏一般，讲了些逗笑的话安慰大家以后就走了。可是，他们两人身后却留下了两个阴影：怀孕四个月的嫂子和拖着孩子的姐姐。从此，每天晚上她们两个就同家里人一起坐在饭桌边，而每次大家都觉得似乎灯光也比原先黯淡了。每当克丽丝蒂娜讲点什么好笑的事情，大伙就对她怒目而视，使她到晚上躺在被窝里还觉得脸上发烧。她想，自己多不好、多不严肃、多幼稚呀，不知不觉地她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而家里呢，从此笑声绝迹、夜难成眠。只是在夜里，当她偶尔醒来时，能听到隔壁屋里一连串像雨夜屋檐滴水那样听了说奈⑷跎欤鞘撬蛔啪醯哪盖坠蛟诘葡率ツ赶袂耙涣感∈蔽绺缙淼弧�
接着到了一九一五年：她十七了。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老了十年，似乎有一种腐蚀剂在他们身体内咬噬着，父亲变得瘦小干瘪，脸色蜡黄，躬腰驼背，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十分吃力。大家都明白，他在为生意清淡而忧心忡忡。还是从祖父时代起，六十年来，整个帝国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波尼法齐乌斯·霍夫莱纳父子这样精致、灵巧地加工羚羊角和制作猎饰的工匠来了。他甚至为埃斯特哈西①家、施瓦尔岑贝格②家，以及其他大公家的官邸府第制作猎物装饰，往往是带着四五个助手，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干净利索地从清早干到深夜。但是，在这个人们只把枪口对准人而不是瞄准野兽的屠戮生灵的年月，他家接连几个星期都无人问津，而正在坐月子的儿媳、病中的外孙全都要花钱啊。这个逐渐变得寡言少语的老人越来越佝偻了，到了那一天，当家里收到从伊松佐河③的来信，第一次不是儿子的笔迹而是他那个连队的上尉所写时，老人完全垮了。不用看他们就明白：准是在连里身先士卒、英勇捐躯、永垂不朽一类话。家中自此越来越寂静；圣母像上的灯光熄灭了，母亲不再祷告了；她干脆就忘了添油。
①埃斯特哈西，匈牙利贵族，在哈布斯堡王朝中官居显要。
②施瓦尔岑贝格，十九世纪以来的奥地利望族，官居显要。
③伊松佐河，流经今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注入亚德里亚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边境地区曾有过多次激战。
一九一六年，十八岁，家里多了一个时时挂在嘴边的新字眼：太贵了。母亲、父亲、姐姐、嫂子满腹愁肠，每天躲进纸票堆的小天地里，一起筹算着怎样打发穷日子。肉太贵，黄油太贵，一双鞋太贵。她克丽丝蒂娜呢，差不多连大气也不敢出，害怕空气是否也会太贵了。那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似乎也被吓跑，躲进囤积者的私窝，藏到哄抬物价者的巢穴里去了。谁想弄到一点，必须追踪寻觅才行，买面包得求爷爷告奶奶，买一小把青菜，要走杂货商贩的后门，买鸡蛋得自己下乡，买煤得用手推车到火车站去推。成千上万啼饥号寒的妇女为争购一点生活必需品每天疲于奔命，所得却日渐稀少，偏偏父亲又有胃病，需要特殊的、对身体有益的食品。自打他从店门上把“波巴法齐乌斯·霍夫莱纳”这块招牌取下，把铺子卖了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同谁说话了，只是当他以为没有人听见时，常用手紧紧按住肚子哼哼，本来早该去请医生，但——太贵了，父亲每次都这样说，于是悄悄地把痛苦咬牙咽到肚里去。
一九一七年，十九岁了，除夕过后两天他们安葬了父亲，存折上的钱刚够把衣服染成黑色。生活费越来越昂贵，他们已把两间屋子出租给一对从布罗迪逃难来到这里的夫妻，可是不论你怎样像机器人一般从清早忙到深夜，总是入不敷出。最后，在政府某部供职的参事叔叔为她们在科尔诺伊堡①医院找到了工作，母亲做管理员，她自己做办事员。医院要是不那么远就好了，天蒙蒙亮就得坐进冰窖般的没有暖气的火车车厢，天黑以后才能回来。到家后就是打扫，擦洗、缝衣服、补袜子，直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累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去，再也不想醒来。
①科尔诺伊堡，奥地利多瑙河畔城市。
一九一八年，二十岁了，战事继续不断，还是没有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日子，还是没有时间照照镜子，上上街。母亲开始每天哼哼：长时间在医院那间潮湿的房间里守着，她的腿浮肿起来，但她简直就没有多少余力来同情母亲。因为她自己也是疾病缠身，在同一所房子里住的时间太长了；自从她每天要用打字机登记七八十名惨不忍睹的伤残病号以来，她内心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了。有时，那个出生在巴纳特①地方的矮个子少尉架着拐杖（他的左腿被炸飞了），蹒跚地来到她的办公室，他那金黄的头发就像他家乡的麦子一样，但在那张还稚气十足的孩子脸上却已经有了饱受惊吓的皱纹了。他满怀思念故乡之情，操着一口“老施瓦本”土话向她讲述他的村庄、他的狗、他的马群。唉，这个可怜的游子！有一回，他们在花园里一条长凳上接吻了，两三个平淡的吻，同情多于爱。然后他说，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同她结婚。她心灰意懒地苦笑了一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话；她根本就不敢想，这战争哪一天会到头。
①巴纳特，当时属奥匈帝国，今一部分属南斯拉夫，一部分属罗马尼亚，农产、矿产均丰。
一九一九年，她二十一岁，战争倒真的过去了，但贫困并没有结束。它不过是龟缩起来，被淹没在一大堆战后法令的紧锣密鼓声中，狡黠地悄悄躲进了那个由大把大把印油未干的钞票和公债券堆砌成的掩蔽所里罢了。所以，很快它就又钻了出来，瞪着黑洞洞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饿虎扑羊一般吞噬掉战争阴沟中劫余的一点点渣滓。整整一个冬天，数字后面跟着一大串“零”的纸票雪片似地漫天飞舞，几十万、几百万片降落下来，然而到了焦灼者的手里，每一片、每一张千元钞就立即化为乌有。在你睡觉时，钱已在化成水了；当你换上破旧的、加钉木底的鞋又一次向售货摊跑去时，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人总在疲于奔命，而又总是处处晚到一步。生活变成了算术，不断地加呀，乘呀，算来算去，算了又算，数字和数目没完没了，像一个大漩涡。这个大漩涡把人的最后一点家当也都席卷而去，吸入那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深渊：它夺走了母亲脖子上的金项圈，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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