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陶醉-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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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你还会再来的吧？”
这个问题里包含着的担心使她感到舒服。这是多时以来第一句使她感到温暖的话。
“会来的，我一定再来，你放心吧。下星期天，不过……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只求你这一样……”
“好的，”他舒了一口气，“我懂你的意思了，我完全懂。”
她乘火车走后，他来到冷饮部一连喝了几盅烧酒，他的嗓子眼快要干裂了，烧酒像火一样燎过他的喉咙。转眼他的四肢又能灵活自如地活动了。他走完整整一条大街，大步流星，越走越快，有力地挥动着胳臂，迎击着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街上的行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目送他走过。在工地上，他也十分引人注目，同谁说话都异常粗暴；这个平时一向态度谦和的人，竟蛮横地把每一句问话都顶了回去。而她呢，同往常一样坐在邮局里，沉静、忧郁、很少开口、得过且过。两人想到对方时，并不是充满激情和爱恋，而是怀着某种内心的激动。这与其说是对情侣的相思，不如说是对难友的惦念。
在这初次会面之后，克丽丝蒂娜每星期天都到维也纳去。这是她唯一不上班的日子，而夏季休假也已经用完了。他们成了一对知音。但是，两人之间并没有热烈奔放、渴求异性、充满对幸福的憧憬那样的爱情，对于这种爱情，他们是过于疲倦、过于心灰意懒了，他们觉得，现在能找到一个倾诉衷肠的人，就很心满意足了。他们整个星期都在为这个星期日积攒。他们攒钱，为的是在一起好好度过这短短的一天，暂时卸去套在脖子上的笼头，暂时忘记那瞻前顾后、永无休止的紧缩开支的日子，下一次饭馆，到咖啡馆喝点什么，看看电影，花点钱，自由自在，不用老是来回算计、掂量。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又都在积攒话语和情感，琢磨着见面时讲些什么，不管这一周里个人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都高兴有一个人将发自内心地、非常关切地、心领神会地倾听自己的叙述。在长年累月的精神匮乏之后，能得到这一种享受他们已经觉得相当满意了，所以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期待着星期日早些到来啊：等过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然后，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就愈来愈迫不及待了。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某种节制。情人间通常挂在嘴边的某些话，他们是从不说的：他们不谈结婚、不谈永不分离——他们觉得这种事情是那么渺茫、遥远，还根本没有开始成为现实的、可以加以考虑的东西。通常她九点钟左右到达（她不愿意星期六在维也纳过夜，一个人住旅馆太贵，两人一起她又连想也不敢想，对那一次的遭遇她还心有余悸呢），他到车站接她。他们在大街上遛遛，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坐坐，乘市郊火车到郊外某处吃点午饭，然后到树林里散步。对此他们是很满意的，所以当他们对坐时，总要怀着感激的心情久久互相注视。他们高兴地双双散步在草坪上，享用着生活中属于所有的人、也属于最穷苦的人们的最普通的东西：充溢着金色的九月阳光的、蔚蓝的秋日晴空，点缀着草地的零星花朵和自由的、充满节日喜气的白天。能享受这些，他们已经很满足了，于是他们过了一个星期日又盼下一个星期日，始终怀着备尝生活艰辛容易知足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耐心，欣喜地期待着这一切。十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天，秋天已露出明显的倦意，对人们不再那么和蔼可亲了，它掀起阵阵朔风，堆起块块黑云，秋雨从早到晚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们骤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了无用的、多余的人。他们不能没有雨伞整天披着斗篷在街上溜达，要是去咖啡馆吧，也只能坐在挤满人的桌旁，仅仅从偶尔在桌下相碰的膝盖得到一点亲切感；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不便说话，又不知该往哪里去才好，所以完全不知怎样打发时间，感觉宝贵的时间竟像噩梦一般难熬——这样的约会毫无意思，惟有增加痛苦而已。
第18节
两人都清楚他们缺少什么。他们缺的东西实在是非常之少——一个小房间。一个很小的、自己的房间，一个三四米见方的独立活动的小天地，外加四堵墙壁，他们这一天只需要这点东西归他们所有。他们感到，让他们这两个尚燃烧着青春之火、互相爱慕互相追求的血肉之躯，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在大街上踯躅，或者在挤满人的屋子里干坐，是很荒唐的，可是，再次去租他们住过的那种房间过夜，他们又没有这个勇气。也许最简单的办法是，费迪南租一间像样一点的房间，这样克丽丝蒂娜就可以到那儿去会他。可是他每月工资只有一百七十先令，现在租住着一位老太太的小阁楼（到他屋里去必须穿过老太太的房间），这间小屋他现在不能退，因为，老太太在他失业的那几个月里，好心地让他暂欠房租和膳费，这是对他的信任，如今他已欠她两百先令，每月偿还一部分，他估计三个月以内这笔债是还不清的。这些情况他一概不曾告诉克丽丝蒂娜，这是因为无论他们如何推心置腹，他始终难以克服自己那点羞耻心，即不愿向她承认自己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一身债务的地步，克丽丝蒂娜也隐约觉得是某种经济上的原因阻碍着他从老太太那里搬出来另租房住。她心里自然乐意资助他一些，但作为女人，她又担心这样做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因为这可以被理解为：她想用金钱来购买同他亲密无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聚会。于是她也不提这件事，两人就这样一筹莫展地坐在烟雾腾腾的小酒店里，不断回头看看玻璃窗外，希望雨能快些停下来。他们两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觉到金钱的万能：在人的手里，金钱能发挥巨大的威力，而不在人手里，它的威力就越发巨大；他们从没有这样深切地体会到：金钱在属于你时，能给你天神一般的自由；而在它不属于你、从而迫使你断念时，又能对你进行魔鬼一般的嘲弄。每当他们在清晨或傍晚看到楼房窗户被灯光照亮，知道在这些窗户后面，在染上柔和的、金黄色的灯光的窗帘后面有几十万人，其中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爱妻，生活有保障，享受着自由，而看看他们自己，是无家可归、无所事事的踯躅于街头，徘徊于雨中——每当这时，他们就不由得怒火中烧。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它的残酷无情好比大海中飘泊孤舟的人虽然身在汪洋之中，却不得不渴死一样。世上温暖舒适、恬静安逸的房间并不少，有几万、几十万间，也许多得不计其数，都有柔软的床铺、明亮的灯光，其中许多甚至无人居住、无人使用，然而他们两个人就是没有那么一小块地盘可以在一起偎依一会儿，可以接上一个吻；他们就是没有一点办法解除目前这如焚的饥渴、平息这对于年华虚度感到的愤怒，而只能欺骗自己，说什么这种情况是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于是他俩开始讲假话了。他同她一起在咖啡馆看到报上的招聘启事，就写信应聘，过几天他就告诉她说，得到一个好位置已经大有希望了，说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战友，答应设法帮他进入一家大建筑公司的秘书处，在那里他将得到比较优厚的工资，使他有钱去补上工大的课程，成为建筑学家；她呢，也告诉他——她说的倒也并不完全是假话，她已经给邮政管理局递了申请，要求调到维也纳去。说她已经去找过她的一位在管理局很有门路叔父，过一两个星期准能听到好消息的。可是她并没有告诉他去找这位叔父的实情。他并不知道她哪天晚上去找叔父。她八点钟按门铃。在按铃前，她已先从窗户里发出的声音判断他们都在家，在前厅还听到里面杯盘碗碟叮当响，证实了她的判断。过了一阵，叔父总算出来了，显得有些神色慌张，直说她今天来得不凑巧，婶子和几个堂姐妹都到外地去了（然而从前厅里挂着的几件大衣，她看出这是谎话），他自己呢，又正好请了两位朋友在家吃晚饭，要不他早就请她去了。不知她来找他有什么事要他帮忙。这时她对他说“有，有一点事情”，从他听她说这几个字的神色，她清楚地觉出，他是害怕她来要钱，只想尽快把她打发走。但是这些情节她一点没有对费迪南讲。他已经够灰心丧气的了，为什么还要给他再泼一瓢冷水呢？她也没有告诉他：她买了一张彩票，像所有的穷人一样，指望在这张彩票上降临奇迹。她又骗他说，她给姨妈写了信，请她帮忙为自己找个职业，或者甚至带她到那美国去；如果事情成了，她就可以同他一齐去美国，并为他在那边找到工作，因为那里是很需要人才的呀。他耐心地听她讲，并不相信她的话，正如她也不信他的话那样。他们就这样十坐着，欢乐像被雨水冲走了，两双眼睛在黑暗中越发黯然失神，心里十分清楚自己那一筹莫展的处境。后来，他们又谈圣诞节、谈国庆节①，她说国庆她有两天假，于是他们打算一起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玩，但这是十一月、十二月的事，离现在还远，还要过很久，还要熬过一段空虚无聊、毫无生气的时间。
①国庆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十一月十二日被定为奥地国庆节。
他们用谎话欺骗、麻醉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并未受骗，两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局面是非常成问题的：他们很希望能不受打扰地两人独处，却偏偏非坐在一个嘈杂的地方、挤在人堆里不可；他们在全身心地渴求了解真情、渴望进一步交心，却偏偏不得不低声向对方尽讲些假话。
“下星期日一定是好天气了，”她说，“雨总不至于老样下吧。”
轮到他了。“对，”他说，“一定会是好天。”可是，说完这话两人仍然打不起精神，仍然高兴不起来；他们知道，冬天，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敌人就要到了，他们也清楚，他们的情况是不会好起来的。
他们过了这个星期日盼下一个，等待着，希望哪一天出现奇迹，然而什么奇迹也没有。只有他们两个并肩走路、一起吃饭、一起谈话，而这样的聚会逐渐从欢乐变成了痛苦。有几次他们甚至吵起嘴来，但心里明白并非谁生谁的气，而是都在为陷入的荒唐处境感到恼火，所以事后各自都为向对方发火感到羞愧；整整一星期他们都在盼着这个共同的日子，但是每到星期日晚上他们总觉得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某种虚伪、荒唐的东西。贫穷几乎完全窒息了他们的情感的迸发，他们既默默忍受着两人一起度过的时刻，又觉得这样呆在一起无法忍受下去。
十一月里一个寒气袭人的日子，中午时分，晦暗的阳光从办公室那没有好好擦拭过的玻璃窗照进来，克丽丝蒂娜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算账。自从她每星期日都去维也纳以来，她挣的这点工资是相当紧了；买车票、上咖啡馆、乘电车、吃午饭，还有一些零星花销，加在一起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她的雨伞在一次上车时挤破了，一只手套丢了，还有（女人总得像个女人样呀），为同男友相会，她置了一些小件，买了一件新衬衣、一双式样比较讲究的皮鞋。结算下来，有一笔小小的亏损，并不多，总共才十二先令，用她从瑞士带回的法郎的节余，弥补这点小小的亏损是绰绰有余的，但不论多么宽裕，她自问，如果长此以往，每星期不间断地进城，又不预支、不借债，这能维持多久呢？而一想到预支和借债，她家三代相传的市民自尊心又使她本能地望而却步。她坐在那里苦苦思索：究竟该怎么办？两天前他们刚约会过，那又是一个可怕的风雨交加的日子，他们整天呆在咖啡馆，站在屋檐下，甚至躲到教堂里去。当晚她穿着一身湿淋淋、皱巴巴的衣服回到家里——同时带回无限的倦意和惆怅。那天费迪南出奇的心神不宁，一定是在工地遇到了什么恼火的事或者出了什么别的事情，他对她整天没好脸色，有时简直有些粗暴。有几回他半小时才说一句话，两人好像仇人似的，默不作声地并排走着。她努力寻思是什么事使他情绪这样糟。他是不是还在暗中生气，因为她始终不能战胜自己的情感、忘掉那次的恐怖和惊惶，再次同他去一个类似的可怕的旅馆？或者只是坏天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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