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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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
“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
“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
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
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
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
“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
“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
“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
“不知道。”
“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
“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
“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
“太妙了，你的建议是？”
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
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
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
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
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
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
“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
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
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
“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
“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
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
“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
“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
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
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
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
“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
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
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
“他们要怎样？”我问。
“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
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
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
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
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
“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
“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
“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
“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
“什么？”
“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
“我们没有。”
“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
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
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
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
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
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
第36章
索菲亚和亚伯拉罕离开许久了，我还是呆坐在自己昏暗的办公室里。这时，莫迪凯走进门来，坐在一张结实的折叠椅上。椅子有一对，是我花六块钱从跳蚤市场上买来的。椅子的前主人把它们漆成了褐紫色。它们看上去很丑，但我至少不必担心来访者说到一半时跌坐在地上。
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但我没去他的办公室。
“我接了许多电话，”他说，“事情变化得比我们想象的快。”
我听着，一言不发。
“与阿瑟打拉锯战，与德奥里奥法官讨价还价，你认识德奥里奥吗？”
“不认识。”
“他是个强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较开明。多年前他从一家大公司起家，为了某个原因决定要当法官。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经他手调解的案子比华盛顿任何一位承审法官都要多，因为他使律师们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欢调解纷争，如果一件案子调解不成功，那么他就要求尽早开庭。他极力主张调解所有应审案件。”
“我想我听过他的名字。”
“我想应该如此。毕竟你在这个城市做过七年的律师。”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边。”
“那，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已同意明天下午一点在德奥里奥的审判室见面，每个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们的律师，我，你，我们的受托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对，法官要求你在场，他说你可以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旁听，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窃的文件。”
“乐意奉上。”
“许多人都知道，他特别痛恨媒体。他从不允许记者进入他的审判室，禁止电视摄像机进入离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对这件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大为不满，他决定这次不对外公开。”
“诉状将成为公共档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话。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恫吓。”
“这么说他想庭外调解此案？”
“当然如此，他是法官，难道不是吗？每个法官都想庭外调解，好有更多的时间打高尔夫球。”
“他对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坚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手下人，我们在现场会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会到场，我跟他的律师谈过了。”
“他知道入口处装了金属探测器吗？”
“也许吧，他以前去过法庭，我和阿瑟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会惊讶，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也了解陪审团的成员。”
“我的问题怎么说？”
莫迪凯好一会儿没开口，他搜肠刮肚想找一种既讲了真话同时又能安慰我的说法。“他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种说法一点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凯？这事对我来说性命攸关，我的前途完了。”
“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你取走文件是为了纠正过错，你没有存心偷它，只是暂时借用。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举动，但仍属于盗窃行为。”
“德奥里奥提到过它是盗窃行为吗？”
“提过，一次。”
这样看来法官认为我是个贼。看来人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没有勇气问莫迪凯的看法，他也许会讲实话，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庞大的身躯，我的椅子吱吱直响，但一点都没陷下去，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说一句话，我们立即撤回这个案子。我们不要这个庭外和解，没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个好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夺。”
“事情没那么简单，莫迪凯。”
“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应该害怕，但他们不会那么做，也不会再向律师协会申诉。我可以立即打电话给阿瑟，告诉他我们握手言和，双方一拍两散，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事很好办。”
“媒体会活吞了我们。”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入。你以为我们的客户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硬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