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作品集-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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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算给我讲——”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早饭后我们推选了一个从底特律来的名叫沃克的人当晚餐。他很不错，我后来给他老婆写信就是这么说的。怎么夸他都不过份，我将永远怀念沃克。他煮得嫩了点儿，可是非常好。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把亚拉巴马州的摩尔根当早餐。他是我们享用过的最好的人之——仪表堂堂，很有教养，文质彬彬，能流利地讲几种语言——一个十全十美的绅士——他是个十全十美的绅士，油水多得出奇。晚饭我们选的是那个俄勒冈的老头儿，他的确是个骗人的货色，这一点毫无疑问——又老又瘦又粗，谁也无法形容那种状况。最后我说，先生们，请你们自便，我宁可等下一个当选人。伊利诺斯州的格兰姆斯刚说，‘先生们，我也愿意等等。等你们选出一个有长处的人时，我将乐于与诸位再次共同享用。’不久，事实显然表明，大家对俄勒冈的戴维斯普遍表示不满，这样，为了保持我们享用过哈里斯以后表现出的一片好意，便进行了一次选举，结果是佐治亚州的贝克尔人选。他真够味儿！哎，哎——以后我们有杜利特，还有霍金斯，还有麦克罗伊（对麦克罗伊还有一点抱怨，因为他瘦小得不同一般），还有彭罗德，还有两个史密斯，还有贝利（贝利有一只木腿，这显然是个损失，其他倒蛮好），还有一个印第安少年，还有一个街头演奏手风琴的人，还有一个名叫巴克明斯特的绅士——一个木头似的流浪汉。跟大家一点合不来，当早饭也不是味道。我们很高兴把他选中之后营救队才来。
“那么说最后那该死的营救队真的来了？”
“不错，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刚刚选举结束，营救队就来了。约翰·墨菲当选了，他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意作证：不过约翰·墨菲坐在前来援救我们的火车上跟我们一起回了家，到后来跟哈里斯寡妇结了婚——”
“谁的遗孀——”
“我们第一个选中的那个人的未亡人。墨菲就跟她结了婚。现在他日子过得挺好，受人尊敬，万事如意。啊，这倒像一本小说，先生——像一部传奇。我下车的地方到了，先生；那就只好再见了。你什么时候方便，跟我一起呆一两天，有你在，我会很高兴的。我喜欢你，先生；我已经对你产生了好感。我喜欢你就像喜欢哈里斯本人一样，先生。日安，先生，祝你一路顺风。”
他走了。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惊恐，这样的痛苦，这样的迷惑。我打心底里高兴他走了。尽管他温文尔雅，声音柔和，可是每当他把那双饿狼似的眼睛转向我时，我便感到毛骨悚然。我听到我已经赢得了他凶险的青睐，跟已故的哈里斯同样受到他的器重，这时，我的心脏简直停止了跳动！
我的困惑是不可名状的。对于他的话我深信不疑，对于他这样严肃认真的叙述我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这叙述的可怕的细节给了我极大的威胁，搅得我心乱如麻。我看见列车员在瞅着我。我说，“那个人是谁？”
“他曾经是个国会议员，而且还是个挺好的议员呢。不过他被困在雪堆中的列车里了，好像快要饿死了，他全身都冻僵了，因为没有吃的，又饿得筋疲力尽，过了两三个月他生了病，精神错乱了。现在他好了。只不过是偏执狂。他一提起那老话题，不把他谈到的那一车人吃光就闭不上嘴。要是让他讲到现在，他也许已经把那一车人全部结果，只是他每回非得在这里下车不可。他已经把这些人的姓名记得滚瓜烂熟。等他把大家都统统吃光，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总是说：“后来选举谁当早餐的时间到了，由于没有反对意见，我便提出辞职。所以我还在这儿。”
知道自己听到的是一个疯子并无恶意、异想天开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嗜血成性的食人肉者的真正经历，我长舒了一口气，这种轻松感真是无法表达的。
我最近辞职的事实经过
我辞职不干了。政府的工作好像照常运行，但不管怎么说，它的车轮上少了我这根辐条。我原来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份差事。我看得出来，政府其他人员的表情也很清楚：他们就是不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我在政府任职六天，如果我把这六天当中遇到的所有气人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详详细细地说出来，我可以写上一本书。他们指定我当贝类委员会的文书，却不许我同抄写员打台球。不打球虽说冷清一些，倒还可以容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合乎我身份的待遇。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待我客气过。我一发现某个部门的头头推行一条错误路线，我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去纠正他，我把这种事看成我的职责。可他们没有一回谢过我。我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去见海军部长，对他说：
“先生。我看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啥也没干，闲闲散散，像是在郊游野餐。这个嘛，也许蛮不错，不过我不是这么看。他要是没有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去旅游，没有什么好处。太浪费了。你注意，我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现在，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去放木排——”
你该听听他当时发多大的脾气！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可是我不在乎。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既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游，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
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在政府供职，他问我是管什么的。我心想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莫明其妙，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你猜他发多大的脾气！他命令我滚出他这个地方，以后只许管我份内的事情。我头一个冲动是想撤他的职。不过，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人，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才没有撤他。
接着我去找作战部部长。他压根儿不想见我，后来他知道我也在政府任职。我呢，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想我才不会去找他。我先问他借个火（他当时正抽着烟），接着我对他说，他维护假释李将军①及其战友们的条款，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说他兵力过于分散。他应该吸住更多的印第安人——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双方都有足够的供应，然后来它个大屠杀。我说，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大屠杀最使他们心服。如果他不赞成大屠杀，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②和教育。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大屠杀迅速，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他们于死命。因为杀了一半，还剩一半，印第安人还能复原，可是如果你给他们上学，叫他们洗澡，结果他们迟早要完蛋。这个办法慢慢毁损他的体格，击中他生命基础的要害。我说：“先生，是时候了，必须残酷镇压。对破坏平原的印第安人，用肥皂和拼音本加以严惩，让他们去死吧！”
①李将军（1807…1870），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
②Soap，双关语，另有收买的意思。
作战部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内阁成员。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限制了我一天的自由。
打那以后，我真想不再吭声，随政府去，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使命在身，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问我：
“您要点儿什么？”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防备。我说，“甜酒。”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到这里来，先生，你就说，越简短越好。”
我说，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我感到遗憾，这种做法令我反感。不过，在同前情况下，我不计较这件事，谈正事要紧。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他作的报告长得出奇。我说作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而且结构别扭。其中没有描写，没有诗，没有感情——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没有插图——连一幅木刻都没有。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政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得多。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他存心报复，咒骂了我一通，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分相称的待遇，我就取帽告辞。我这就走了。这号人活像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就自以为比谁都强。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建议。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好像我凡是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然而我做的事，我打算做的事，用意都是为我们国家好。我受了冤屈，痛苦万分，没准会逼得我得出不公正的、有害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国务卿、作战部部长、财政部长和我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我在政府供职那会儿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那一次就够我受的了。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为我放行，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都到了没有。他说都到了，我这才走了进去。他们都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他们两只眼瞪着我，好像我是外人似的。总统说：
“先生，您是什么人？”
我把我名片递给他，他念道：“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马克·吐温”。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财政部长说：
“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句、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成日历片。”
作战部部长说：“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叫我用教育的办法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其余的印第安人统统杀光。”
海军部长说：“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率领整支舰队是在旅游，用他的话说，是在旅游。他发神经病，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荒唐透顶，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公务抹黑；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今天这个会，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接到。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
总统说是内阁会议。
“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老底，这不像样子。”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是内阁成员。就好比国会议会厅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你听来好像觉得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内大事，你不能参加；万一有不测的事发生，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妥贴，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拿出议员的派头刚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类委员会一位议员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
“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
我说，如果此事与他有关，那么我是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内阁会议？我倒想知道，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
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为论证的需要，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都同他有关。他当时极为无礼，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3天，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鸡蛋壳、蚌壳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贝壳的文件，可谁也找不到我。
这太过分了。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压折了。我说，“先生，你以为我是为6个美元一天在干活吗？你要真是这么以为，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类委员会另请高明。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给我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