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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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岁月里，人们得花不少的时间排队——排队领面包、排队领食品、排队领食品券，甚至在被动员参加后方劳动的时候也要排队。那时候，每个人都竭力想排在前面些，如果有人利用熟人关系或是利用职位不排队，大家就会争吵不休。但是，这并不是那种队列。这是排队去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谁也不抢先到那里去。维丽柯娃用她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凶狠的眼睛对瓦丽雅默默地望了一眼，就让她站在自己前面。
队列移动得相当快，——两个两个地进去。瓦丽雅把手帕包着的公民证捏在出汗的手里，按在胸口，和维丽柯娃一同走进去。
在办理登记的房间里，正对门放了一张长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肥胖的德国上等兵和一个脸色非常娇嫩红润、下巴长得特别的俄罗斯妇女。瓦丽雅和维丽柯娃都认得她：她在克拉斯诺顿的好几个学校里——也包括五一村学校——教德语。说来也奇怪，她的姓也是聂姆庆诺娃①——
①聂姆庆诺娃的字根是从“德国女人”（俄语音译“聂姆卡”）来的。
姑娘们向她问了好。
“啊……我的学生！”聂姆庆诺娃说，她垂下深色的长睫毛，不自然地笑了笑。
房间里的打字机嗒嗒地响着。左右两边的门口都排着不长的队。
聂姆庆诺娃询问了瓦丽雅的年龄、父母的姓名和住址，把它们记录在一张长长的表格上。同时她又把所有这些材料翻译给德国上等兵听，于是他再把这一切用德文记录在另一张表格上。在聂姆庆诺娃问她的时候，右面的房间里有人出来，又有人进去。突然瓦丽雅看见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妇女，头发蓬乱，脸憋得通红。她急急地穿过房间，一只手扣着上衣的钮扣。
这时聂姆庆诺娃又向瓦丽雅问了什么。
“您说什么？”瓦丽雅目送着那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妇女，问道。
“你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毛病吗？”聂姆庆诺娃问。
“不，我很健康。”瓦丽雅说。
维丽柯娃忽然在后面拉拉她的衣服，等瓦丽雅回过头去，维丽柯娃的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眼睛却冷冷地望着她的身旁了。
“去见所长！”聂姆庆诺娃说。
瓦丽雅机械地转到右面的队列，又回过头来望望维丽柯娃。维丽柯娃正在机械地回答那些同样的问题。
所长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从门后传来简短的、不很响亮的德语吆喝声。在询问维丽柯娃的时候，从所长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慌慌张张，脸色苍白，也是边走边扣着制服的钮扣。
这时瓦丽雅听到矮小的维丽柯娃用她那刺耳的声音说道：“您自己知道，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①，我有肺病——呐，您听见吗？”维丽柯娃说了之后，就像表演似的对着聂姆庆诺娃和大胖子德国兵呼吸起来，上等兵朝椅背上一靠，眼睛像公鸡眼似的睁得滚圆，惊奇地望着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胸部果然呼哧呼哧地响起来。“我需要家里人照顾，”她丝毫不以为耻地望望聂姆庆诺娃，又望望上等兵，接下去说，“但是如果城里有工作，我就会很高兴，非常高兴！不过我恳求您，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给我一个脑力方面、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会很高兴在新秩序下面工作，很高兴！”——
①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是聂姆庆诺娃的名字和父名。
“我的天哪，她怎么讲得出这种话？”瓦丽雅怀着剧跳的心走进所长办公室的时候这样想道。
她面前站着一个穿军服的、脑满肠肥的德国人。他的油光水滑的灰红色头发从当中分开。他上身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下面却穿着黄皮短裤和棕色袜子，裸露的膝盖上的汗毛像羊毛一样。他草草地、冷漠地打量了瓦丽雅一眼，就叫道：
“把衣服脱掉！把衣服脱掉！”
瓦丽雅孤立无援地朝四下望了一望。房间里只有一个德国文书坐在桌子后面，他旁边放着一叠叠旧的公民证。
“把衣服脱掉，听见吗？”那个德国文书说的是乌克兰语。
“怎么？……”瓦丽雅满脸都涨得通红。
“怎么！怎么！”文书模仿着她的声调说，“把衣服脱下来！”
“快些！①快些！”裸露着毛茸茸的膝盖的军官吆喝着。突然，他把手伸到瓦丽雅面前，用那洗得干干净净的、也是长着红毛的、骨节粗大的手指扳开瓦丽雅的牙齿，朝嘴巴里望了一望，就动手来解她的衣服。
瓦丽雅由于恐惧和受辱哭了起来，她急忙动手脱衣服，可是内衣越急越脱不下来。
军官来帮她脱。她脱得只剩鞋子。德国人草草地把她打量了一下，嫌恶地摸摸她的肩膀、大腿、膝盖，接着，转过脸去对着文书，仿佛他是在给兵士检查体格似的，简短地说道：
“合格！②”——
①②原文为德语。
“公民证！”文书并不望着瓦丽雅，伸出手来，叫道。
瓦丽雅用衣服遮着身子，啜泣着把公民证递给他。
“住址！”
瓦丽雅说了。
“把衣服穿起来。”文书把她的公民证朝一堆公民证里一扔，阴沉地低声说，“什么时候去集合站，会通知你。”
瓦丽雅到了街上才清醒过来。烈日当空，照着房屋、满是尘土的大路和被晒枯的草地。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周围的一切都被晒坏了，晒干了。热空气摇曳着。
瓦丽雅站在大路当中没到脚踝的厚厚的尘土里。她忽然呻吟了一声，就倒在尘埃里。她的衣服像气泡似的鼓了起来，又瘪下去。她把脸埋在手掌里。
维丽柯娃使她清醒过来。她们从耸立着区执委会大厦的山岗上走下去，经过民警局，穿过“八家宅”，回到五一村去。
瓦丽雅觉得身上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又出大汗。
“你这个傻瓜，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说，“你这真叫活该！……你要知道，这是德国人啊，”维丽柯娃怀着敬意，甚至是谄媚地说，“应该知道怎么去迎合他们！”
瓦丽雅和她并排走着，并没有听见她的话。
“唉，你啊，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愤愤地说，“我不是给你递了个暗号吗？应该让他们明白，你愿意在这里帮助他们，他们很赏识这一点。还应该说：身体不好……那边委员会里的医生是市立医院的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她给每个人都会批一个‘免’或是‘不完全合格’，那边的德国人只是个医士，屁也不懂。傻瓜，真是个傻瓜！他们已经把我派在以前的牲畜采购办事处工作，还发给口粮……”
邬丽亚的第一个动作是对瓦丽雅表示怜惜。她搂住瓦丽雅的头，开始默默地吻她的头发和眼睛。后来脑子里就产生了搭救瓦丽雅的计划。
“你应该逃走，”邬丽亚说，“是的，是的，逃走！”
“可是往哪儿逃呢，我的天哪！往哪儿逃呢？”瓦丽雅一筹莫展，同时又急躁地说，“我现在什么证件都没有了！”
“我的好瓦丽雅，亲爱的，”邬丽亚温柔地低声说，“我懂得，周围都是德国人，不过这究竟是我们的国家，它大得很，周围的人也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办法总会有的！
我来帮助你，青年们和姑娘们也都会帮助你。”
“那么妈妈呢？你怎么能这样说，邬丽亚！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瓦丽雅哭了起来。
“你这个人真是，你别哭呀！”邬丽亚气愤地说。“要是你被赶到德国去，你以为她心里会舒服些吗？难道她就受得了吗？”
“邬丽亚……我的好邬丽亚……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你说的话叫人听了真反感，这……这简直可耻、可恶……我瞧不起你！”邬丽亚硬起心肠说，“是的，是的，我瞧不起你这种窝囊劲儿，瞧不起你的眼泪……周围不知有多少苦难，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壮健、有力、优秀的人在前线、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在刑讯室里牺牲。你想想，他们的妻子、母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是她们照样在工作、斗争！可是你年纪轻轻的，所有的道路都随你走，又有人愿意帮助你，你反而哭哭啼啼，还要别人可怜你。我是不会来可怜你的，是的，是的，不可怜你！”邬丽亚说。
她猛然站起身来，走到门口，背着双手抵着门站着，乌黑的眼睛里含着愤怒望着前面。瓦丽雅把脸埋在邬丽亚的床上，默默地跪着。
“瓦丽雅！我亲爱的瓦丽雅！……你回忆一下，过去我们是怎样相处的吧。我的宝贝！”邬丽亚突然说，“我的宝贝！”
瓦丽雅嚎啕大哭起来。
“你回忆一下吧，我有没有劝你干过什么坏事？你记得吗，有一次是为了几只李子，还有一次游泳的时候你嚷着游不到岸上，我说我要亲手把你淹死？亲爱的瓦丽雅！我求求你……”
“不，不，你已经抛弃了我！是的，你上次动身的时候，你心里就丢弃了我，从此我们中间就没有什么友谊了。你以为我没有感到这一点吗？”瓦丽雅痛哭着，非常激动地说，“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在世界上完全是孤零零的……”
邬丽亚没有回答她。
瓦丽雅站起身来，并不望着邬丽亚，用手帕擦了擦脸。
“瓦丽雅，我是最后一次对你说，”邬丽亚冷冷地轻声说道，“要么就是你听我的话，我们马上去唤醒阿纳托里，他会把你送到波高烈莱，到维克多家里去，要么就是……你别让我伤心。”
“永别了，亲爱的邬丽亚！……永别了……”瓦丽雅忍住眼泪，从小厨房里跑到浴着月光的院子里。
邬丽亚几乎忍不住要跟在后面去追赶她，不断亲吻她那整个不幸的、泪痕纵横的脸庞。
她吹熄油灯，打开小窗，和衣在床上躺下。她毫无睡意。她倾听着草原上和村里传来的夜晚的隐隐约约的声响。她老是觉得，她在这里躺着，可是德国人已经到了瓦丽雅家里，要把她带走，临别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来对可怜的瓦丽雅说几句安慰她、鼓励她的话了。
突然，她觉得似乎听到软软的泥地上有脚步声，菜园里的叶子也簌簌地响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应该钩上门，关上窗，但是沙沙的脚步声已经到了窗下，窗口现出了一个白发上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头。
“邬丽亚，你睡了吗？”阿纳托里轻声问道。
邬丽亚已经到了窗前。
“出事了，”阿纳托里说，“维克多的父亲被抓走了。”
邬丽亚看见了维克多的脸，他走近窗前，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蒙着一层阴影，苍白的脸上露出刚毅的神情。
“什么时候抓走的？”
“今天晚上。来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党卫队员，穿着黑衣服，人胖胖的，镶金牙，浑身臭气，”维克多恨恨地说，“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兵士和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俄罗斯人……他们打了他。然后把他带到林场办事处，那边停着一辆卡车，装满了被捕的人，他们把所有被捕的人都送到这儿来了……我跟在卡车后面整整跑了二十公里……要是你前天不走，说不定他们也会把你抓去。”维克多对阿纳托里说。
第32章
舒尔迦自从被投入监狱以来，已经过了不少昼夜，他根本记不清日期了。他的牢房里几乎整天都是黑的，只有天花板下面的一条窄缝里可以射进一点光线，窄缝外面装着带刺铁丝，又被屋檐半遮着。
舒尔迦感到自己是孤独的、被大家遗忘了的。
有时候，有些妇女，做母亲的或是做妻子的，好容易求得德国宪兵或是俄罗斯“警察”里的什么人的同意，让她们把食物和内衣转交给被捕的儿子或丈夫。但是舒尔迦在克拉斯诺顿没有亲人。除了刘季柯夫和康德拉多维奇老头之外，他接近的人里面没有人知道他留在克拉斯诺顿做地下工作，没有人知道关在这间牢房里的无名的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就是舒尔迦。他懂得，刘季柯夫也许根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即使知道，也没有门路来跟他联系。所以舒尔迦并不指望刘季柯夫的帮助。
唯一跟他发生关系的是那些折磨他的人，这就是那些德国宪兵。他们里面只有两个人会说俄语：一个是满头黑发的、骨头突出的小脑袋上戴着库班皮帽的德国翻译，另外一个是两个拳头就像两只马蹄、穿着镶黄条的肥大的老式哥萨克马裤的“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关于这个人可以这样说，他比所有的德国宪兵都坏，如果还有可能比他们更坏的话。
舒尔迦从被捕的最初一刻起就不隐瞒他是个在党的人，是个共产党员，因为隐瞒这一点是无益的，同时也因为这种坦白和实话会给他增强力量，使他可以跟折磨他的人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