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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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活的理想却越来越远。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但是，斯塔庆柯虽然对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命运不满，他却从来不曾采取过什么手段去改变它们，因为他谨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饶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闲天的人，谈话范围从不越出谁的酒量大小以及谁跟谁同居。不管跟他关系亲疏远近，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但是他喜欢笼统地谈谈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啦，商业部门里缺乏个人主动性啦、青年工程师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饭店和浴室的服务态度生硬啦等等。他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示惊奇，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有人讲到盗用巨额公款、神秘的谋杀案或是家庭纠纷，斯塔庆柯就这样说：

“我个人并不感到惊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养，而且，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东西……”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衣着、家里的陈设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国产品，都是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在同出过国的工程师们往来的时候，斯塔庆柯喜欢在杯酒之间有些老实又有些狡猾地强调这一点。

“是咱们苏联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肿的体格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小的胖手拉着他的条子上装的袖口说。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这样说是表示自豪呢，还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内心里对同伴们的外国货领带和牙刷却万分羡慕，以致他整个深红色的秃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小玩意可爱极了！”他说。“真是难以想象，打火机、小折刀、香水喷，都在一块！不，咱们怎么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位公民说道，而他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妇开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干活的国家。

他称赞外国电影，虽然他并没有看过。他可以一天几次、每次花上几小时去翻阅外国杂志，不是公司里偶然弄来的矿业经济方面的杂志，——他对这种杂志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学，——而是同事们有时带回来的那些时装杂志，总之是里面有许多服装优雅的女人和尽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种杂志。

但是在他的这些言谈、趣味、习惯和嗜好之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使他跟别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有许许多多在兴趣、工作、思想和爱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庆柯的交谈中，在某种场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们却不去想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着第十位还是末位，也许只是占一个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庆柯的生活中这些趣味或看法却是他整个本性的流露。

他这个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脸和秃头都是深红色，说话用的是又轻又低的胸音、一双小眼睛像老酒鬼那样通红、与人无忤而又庄重得体、不露声色的人，也许会这样活下去，也许会活到老死也交不到一个好朋友，但是在他所憎恶的白天和夜晚的办公时间里，在他担任常委的工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喝酒和打牌时，却受到一致的接待，并且不管他个人愿望如何，在职务上慢慢地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他也许会这样活下去，如果……

斯塔庆柯一开头就很清楚，他这个不露声色的人所生活的国家是抵挡不住德国的。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两国资源的情况，也不是因为他对国际形势了如指掌（这二者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而是因为这个不符合他生活理想的国家是抵挡不住照他看来是完全符合他生活理想的那个国家的。早在六月的那个星期天，当斯塔庆柯听到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①的时候，他已经在内心感到某种不安，一种在必须乔迁之前所产生的激动——

①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当时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作关于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

每次传来红军放弃一些城市、离国境愈来愈远的消息时，他也越来越明白乔迁是势在必行了。基辅被占领的那一天，斯塔庆柯似乎已经走上了通往新居之路，而且胸怀宏图，决心将它好好安排和布置一番。

所以到德军开进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刻为止，斯塔庆柯在精神上大致也经历了拿破仑逃出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所走过的同样的路程。

斯塔庆柯去进谒冯·文采尔将军的时候，先后受到哨兵和勤务兵的长时间的粗暴的阻拦。该他倒楣，正巧从屋子里走出了维拉外婆。斯塔庆柯一向非常怕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连忙脱帽向外婆低低一鞠躬，装出他只是借道穿过院子从这条街到那一条街上去的样子。外婆并没有发觉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站在庭园门口，总算好不容易等到了那个年轻副官。

肥胖的斯塔庆柯脱下帽子，连跑带跳地紧跟在德国军官后面。那副官根本对他看也不看，也不去仔细地听他的话，只是用手指向他点点德军卫戍司令部。

本城卫戍司令是党卫队冲锋队长斯托倍，他的模样跟斯塔庆柯年轻时候在《田地》①杂志刊登的帝王相会的照片上经常看到的那些中年普鲁士宪兵好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冲锋队长斯托倍的体质是容易中风的类型，两撇花白的口髭都捻得紧紧的，像海马的尾巴一样。他的浮肿的、好像灌满啤酒的脸上布满了密网般的青黄色血管，鼓出的眼睛是混浊不清的玻璃瓶的颜色，分不出眼白和瞳人——

①《田地》是一八七○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附有插图的周刊，在小资产阶级读者中间发行很广。

“您是要到警察队来做事吗？”冲锋队长斯托倍开门见山地嗄声问道。

斯塔庆柯难为情地把头一偏，把他那双手指的颜色和形状都像进口罐头小香肠的又短又肥的手紧贴着大腿，说道：

“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

“去见宪兵站长勃柳克纳上士！”斯托倍不等他说完就嘶哑地叫了一声，接着把眼白和瞳人不分的、颜色很淡的眼睛一瞪，吓得斯塔庆柯从卫戍司令面前踉踉跄跄地倒退到门口。

宪兵队设在一所单层的长形兵营里，这里很久没有粉刷，表面已经剥落。这座兵营紧挨着小山，在区执委会下面一些，和俗称“八家宅”的城区中间隔着一片空地。从前的市民警局和区民警队都设在那边，斯塔庆柯在战前因为家里失窃曾经毫无拘束地到这里来过几次。

斯塔庆柯由一个持枪的德国兵陪着，走进他熟悉的昏暗的走廊，他突然吓得向后一缩，因为他差一点同一个身材很高、比他高出半截的人撞个满怀。他抬起眼睛一看，认出这个戴老式鸭舌帽的人就是克拉斯诺顿著名的矿工伊格纳特·福明。福明没有人陪。他穿着擦得雪亮的靴子，身上的衣服跟斯塔庆柯的同样体面。这两位衣冠楚楚的先生眨眨眼就公开了，仿佛互不相识。

宪兵队办公室从前是克拉斯诺顿民警队队长的办公室。在接待室里，斯塔庆柯迎面看见面包厂的发货员舒尔卡·雷班德，他的黧黑的、头骨突露的小脑袋上戴着斯塔庆柯非常熟悉的红顶的库班黑皮帽。全城的人都认识这个德国侨民舒尔卡·雷班德，因为他给各个机关的食堂、市消费合作社的面包摊和面包店分发面包。除了“舒尔卡·雷班德”之外，没有人叫他别的名字。

“瓦西里·伊拉利翁诺维奇！……”舒尔卡·雷班德暗暗吃惊地说，但是，他看到斯塔庆柯背后的兵士，就把话咽了下去。

斯塔庆柯把秃头略微向前一歪，说道：

“啊，雷班德先生！我要来……”他接着说的不是“服务”，而是“效劳”。

雷班德先生踮起脚尖，放慢脚步，然后门也不敲就钻进了站长办公室。显然，舒尔卡·雷班德现在是“新秩序”——

秩序①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

①原文为德语。

他在里面待了很久。后来接待室里听到长官唤人的铃声，一个德国文书拉直身上鼠皮色的制服，把斯塔庆柯带进办公室。

勃柳克纳上士实际上并不是一般的上士，而是宪兵队的骑兵军士。而且这里实际上也不是宪兵队，而是克拉斯诺顿的宪兵站。这一区的宪兵队设在罗文基城。不过勃柳克纳上士不仅仅是骑兵军士，而且是宪兵队的骑兵上士。

斯塔庆柯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并不是坐着，而是背着手站着。他个子很高，不很肥胖，但是圆滚滚的肚子下垂着。他眼睛下面浮肿，柔软多皱，颜色发暗，如果仔细研究它的起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起床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站着而不是坐着①——

①指他患有痔疮或别的病。

“按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验，我是个经济工程师，我很想……”斯塔庆柯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把紧并在一起的小香肠似的手指贴在条纹裤上，说道。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回过头来对着雷班德，嫌恶地用德语说道：

“告诉他，我受元首的委托，任命他为市长。”

就在那一秒钟里，斯塔庆柯已经在设想，他认识的人里面，有哪些以前不理睬他、或是对他没规没矩的人，现在要仰他的鼻息了。于是他低低地垂下立刻渗出汗珠的秃头。他觉得他是在大大地对勃柳克纳宪兵站长表示由衷的感谢，其实他只是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和鞠着躬。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掀起制服下摆，露出被裤子紧裹着的、下垂的、像西瓜一样滚圆的肚子，从衣袋里掏出金烟匣。他取出一支烟，用覆着黄色皱皮的大手准确地把香烟直接插到嘴里。他想了一下，又从烟匣里取出一支烟递给斯塔庆柯。

斯塔庆柯不敢拒绝。

然后，勃柳克纳宪兵站长望也不望，就在桌上摸到一包狭长的、开过封的巧克力，仍旧望也不望，掰下联在一起的几小方块，一声不响地递给斯塔庆柯。

“这不是普通所谓的人，而是理想的化身。”斯塔庆柯后来常对妻子说。

雷班德陪斯塔庆柯去见上士的副手巴尔德先生。巴尔德先生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军士，他的体格、举止态度、甚至连那又轻又低的胸音都酷似斯塔庆柯，要是斯塔庆柯穿上德国制服，他们两个就叫人难以区分了。斯塔庆柯从他那里接到关于组织市政府的指示，弄清了“新秩序”——秩序①下面的全部政权机构——

①原文为德语。

按这个机构来说，以市长为首的克拉斯诺顿市政府只不过是德国宪兵站办公室下面的一个科。

这样，斯塔庆柯就成了市长。

而现在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和柯里亚舅舅却面对面站着，摊开双手说：

“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那天晚上，舒尔迦和康德拉多维奇分手之后，他除了到“上海”去找福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根据外表的特征来看，福明给他的印象很好，——现在舒尔迦也只能根据外表来构成第一个印象了。舒尔迦高兴的是，当他说出暗号的时候，福明并没有露出激动和过分的匆忙，只是仔细把他打量了一眼，朝四下一望，然后让他走进上房，这才说出对答的暗号。福明非常沉默寡言，什么话都不问，只是注意地听着，对一切吩咐都回答：“会办好的。”还有一点使舒尔迦看了高兴的是，福明连在家里也穿着上装和背心，打着领带，挂着有金链的表——他认为这些都是一个在苏维埃时代培养出来的有教养、有知识的工人的特征。

有几件小事虽然没有使舒尔迦不快，——这些事是那么微不足道，所以不能使他明确地表示态度，——但他总觉得有些叫人不舒服。福明的老婆是一个浑身是肉、身强力壮的妇女，一双狭小的斜眼离得很宽，笑起来露出一口稀疏的大黄牙，使人看了很不愉快；他觉得，从他们认识的最初一刻起，她对他舒尔迦似乎就有些过分地阿谀和逢迎。就在当晚，他还无意中发觉，福明（舒尔迦已经马上称他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了）有点吝啬：舒尔迦老老实实地说，他饿得要命，可是福明说，在食品方面，他们大概会有些紧张。以他们那样的富裕，他们的确不能说是好好地款待了他。但是舒尔迦看他们吃的跟他一样，心里就暗想，他是不可能知道他们私生活的一切情况的。

这些细节并不能破坏福明给舒尔迦的总的好印象。可是，哪怕舒尔迦不加任何选择、纯粹是偶然碰到的世界上最坏最坏的坏蛋，也要比福明好一些。因为在克拉斯诺顿的全体居民里面，福明是个最可怕的人，他之所以可怕，特别因为他早就不是人一九三○年以前，伊格纳特·福明（那时他根本不叫伊格纳特·福明）在他的故乡沃罗涅什州的奥斯特罗果日斯克区，是一个出名的最有钱有势的人。他用本人的名义和通过别人出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