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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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卢夫瓦（Louvois，1641—1691），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曾劫掠巴拉丁那（今西德法尔茨）。
随后这位国民公会代表的眼睛不再望着主教，他只用这样的几句话来结束他的思想：
“是呀，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是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未尝不知道他刚才已把主教心中的壁垒接二连三地夺过来了，可是还留下一处，那一处是卞福汝主教防卫力量的最后源泉，卞福汝主教说了这样一句话，几乎把舌战开始时的激烈态度又全流露出来了：
“进步应当信仰上帝。善不能由背弃宗教的人来体现，无神论者是人类的恶劣的带路人。”
那个年迈的人民代表没有回答。他发了一阵抖，望着天，眼睛里慢慢泌出一眶眼泪，眶满以后，那眼泪便沿着他青灰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低微地对自己说，几乎语不成声，目光迷失在穹苍里：
“呵你！呵理想的境界！惟有你是存在的！”
主教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
一阵沉寂过后，那老人翘起一个指头，指着天说：
“无极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如果无极之中没有我，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不成其为无极了；换句话说，它就是不存在的了。因此它必然有一个我。无极中的这个我，便是上帝。”
那垂死的人说了最后几句话，声音爽朗，还带着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至乐的颤动，好象他望见了一个什么人似的。语声歇了过后，他的眼睛也合上了。一时的兴奋已使他精力涸竭。他剩下的几个钟头，显然已在顷刻之中耗尽了。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已使他接近了那位生死的主宰。最紧要的时刻到了。
主教懂得，时间紧迫，他原是以神甫身份来到此地的，他从极端的冷淡一步步地进入了极端的冲动，他望着那双闭了的眼睛，他抓住那只枯皱冰冷的手，弯下腰去向那临终的人说：
“这个时刻是上帝的时刻了。如果我们只这样白白地聚首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张开眼睛。眉宇间呈现出一种严肃而阴郁的神情。
“主教先生，”他说，说得很慢，那不单是由于气力不济，还多半由于他心灵的高傲，“我在深思力学和观察当中度过了这一生。我六十岁的时候祖国号召我去管理国家事务。我服从了。当时有许多积弊，我进行了斗争；有暴政，我消除了暴政；有人权和法则，我都公布了，也进行了宣传。国土被侵犯，我保卫了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献出我的热血。我从前并不阔气，现在也没有钱。我曾是政府领导人之一，当时在国库的地窖里堆满了现金，墙头受不住金银的压力，随时可以坍塌，以致非用支柱撑住不可，我却在枯树街吃二十二个苏一顿的饭。我帮助了受压迫的人，医治了人们的痛苦。我撕毁了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的，不过是为了裹祖国的创伤。我始终维护人类走向光明的步伐，有时也反抗过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我自己的对手，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佛兰德的比特罕地方，正在墨洛温王朝①夏宫的旧址上，有一座乌尔班派的寺院，就是波里尔的圣克雷修道院，那是我在一七九三年救出来的。我尽过我力所能及的职责，我行过我所能行的善事。此后我却被人驱逐，搜捕，通缉，迫害，诬蔑，讥诮，侮辱，诅骂，剥夺了公民权。多年以来，我白发苍苍，只觉得有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轻视我，那些愚昧可怜的群众认为我面目可憎。我并不恨人，却乐于避开别人的恨。现在，我八十六岁了，快死了。您还来问我什么呢？”
“我来为您祝福。”主教说。
①墨洛温（Mérovée），法国第一个王朝，从五世纪中叶到八世纪中叶。
他跪了下来。
等到主教抬起头来，那个国民公会代表已经神色森严，气绝了。
主教回到家中，深深沉浸在一种无可言喻的思绪里。他整整祈祷了一夜。第二天，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想方设法，要引他谈论那个G．代表，他却只指指天。从此，他对小孩和有痛苦的人倍加仁慈亲切。
任何言词，只要影射到“G．老贼”，他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异样不安的状态中。谁也不能说，那样一颗心在他自己的心前的昭示，那伟大的良心在他的意识上所起的反应，对他日趋完善的精神会毫无影响。
那次的“乡村访问”当然要替本地的那些小集团提供饶舌的机会：
“那种死人的病榻前也能成为主教涉足的地方吗？明明没有什么感化可以指望。那些革命党人全是屡背圣教的。那，又何必到那里去呢？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呢？真是好奇，魔鬼接收灵魂，他也要去看看。”
一天，有个阔寡妇，也就是那些自作聪明的冒失鬼中的一个，问了他这样一句俏皮话：“我的主教，有人要打听，大人您在什么时候能得到一顶红帽子①。”
“呵！呵！多么高贵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鄙视红帽子的人也还崇拜红法冠呢。”
①戴红帽子，即参加革命的意思
11 心中的委屈
如果我们就凭以上所述作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是个“爱国的神甫”，我们就很可能发生错误。他和那国民公会G．代表的邂逅——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结合，只不过给他留下了一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惊叹的回忆。如是而已。
卞福汝主教虽然是个政治中人，我们或许也还应当在这里极简略地谈谈他对当代的国家大事所抱的态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过要采取一种态度的话。
我们不妨把几年前的一些事回顾一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为帝国的男爵，同时也封了好几个旁的主教。我们知道，教皇是在一八○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为了这件事一动力，但只有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的行为才，米里哀先生被拿破仑召到巴黎去参加法兰西和意大利的主教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圣母院举行的，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九十五个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参加过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会。他是一个山区的主教，平时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接近惯了，他觉得他替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去得那样匆促，他回答：
“他们见了我不顺眼。外面的空气老跟着我钻到他们那里去。我在他们的眼里好象是一扇带不上的门。”
另外一次，他还说：
“有什么办法？那些先生们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只是一个干瘪瘪的乡下主教。”
他确是惹人嫌，不时作怪。有一晚，他在一个最有地位的同道家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是脱口而出的：
“这许多漂亮的挂钟！这许多漂亮的地毯！这许多漂亮的服装！这些东西好不麻烦！我真不愿意听这些累赘的东西时常在我的耳边喊‘许多人在挨饿呢！许多人在挨冻呢！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
我们顺便谈谈，对华贵物品的仇恨也许是不聪明的，因为这种仇恨隐藏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就教会中人来说，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而外，使用华贵物品是错误的。那些东西仿佛可以揭露那种并非真心真意解囊济困的作风。教士养尊处优，就是离经叛道。教士应当接近穷人。一个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灾难、苦痛、贫困相接触，难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不象在劳动中沾上一些尘土那样，一点也不带那种圣洁的清寒味吗？我们能想象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热吗？我们能想象一个工人经常在溶炉旁工作，而能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没有一个手指被熏黑，脸上没有一滴汗珠，也没有一点灰屑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的最起码的保证，便是清苦。
这一定就是迪涅主教先生的见解了。
我们还不应当认为他在某些棘手问题上肯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很少参加当时的神学争辩，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他也不表示意见；但是，如果有人向他紧紧追问，他就仿佛是偏向罗马派方面而并不属于法国派①。我们既然是在描写一个人，并且不愿有所隐讳，我们就必须补充说明他对那位气焰渐衰的拿破仑，可以说是冷若冰霜的。一八一三年②以后，他曾经参与，或鼓掌赞同过各种反抗活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③回来时，他拒绝到路旁去欢迎他，在“百日帝政”④期间，也不曾替皇上布置公祭。除了他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以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当过将军，一个当过省长。他和他们通信，相当频繁。有个时期，他对第一个兄弟颇为冷淡，因为那个兄弟原来镇守普罗旺斯⑤。戛纳登陆时那位将军统率一千二百人去截击皇上，却又有意放他走过。另外那个兄弟，当过省长，为人忠厚自持，隐居在巴黎卡塞特街，他给这个兄弟的信就比较富于手足之情。
①从一六八二年起，法国天主教以国内教士代表会议为处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完全接受罗马教皇的命令，是为法国派（gallican），主张完全依附教皇的称罗马派（ultramontain）。直到一八七○年，法国天主教始完全依附于罗马教皇。
②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政权已濒于危殆，英、俄等七国联军节节进逼，国内工商业发生危机，由于缺乏劳动力，又因增加税收，大量征兵，资产阶级开始离贰，人民纷纷逃避兵役，老贵族也乘机阴谋恢复旧王朝。③拿破仑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被迫逊位后，即被送往厄尔巴岛。王朝复辟，执行反动政策，人民普遍不满。拿破仑乘机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在南方港口茹安（在戛纳附近）登陆，重返巴黎。
④拿破仑三月一日在茹安登陆，六月二十二日第二次逊位，那一时期叫“百日帝政”。
⑤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南部一省。
足见卞福汝主教也偶尔有过他的政见、他的苦闷、他的隐情。当年的爱憎的暗影也曾穿过他那颗温和宽厚、追求永恒事物的心。当然，象他那样的人最好是没有政治见解。请不要把我们的意思歪曲了，我们所说的“政治见解”并不是指那种对进步所抱的热望，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构成各方面真诚团结的内在力量的那种卓越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彼此不可相混。我们不必深究那些只间接涉及本书内容的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党，假使他的目光从来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那种宁静的景仰，并且能超然于人世的风云变幻之外，能在景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纯洁光辉的放射，那就更美满了。
我们尽管承认上帝之所以创造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为了一种政治作用，也仍然可以了解和钦佩他为人权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议，也就是他对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所抱的高傲的对立态度和公正而危险的抗拒行为。但是藐视一个失势的人究竟不如藐视一个得势的人那样足快人意。我们只爱具有危险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最初参加斗争的战士才有最后歼灭敌人的权利。谁没有在全盛时期提出过顽强的抗议，等到垮台时，谁就不该有发言权。只有控诉过胜利的人才有权裁判失败。至于我们，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祸时，我们只能听其自然。一八一二年开始解除我们的武装。一八一三年，那个素来默不作声的立法机构，在国难临头时居然勇气百倍，大放厥词，这样只能令人齿冷，何足鼓掌称快？一八一四年，元帅们出卖祖国，上院从一个污池进入另一污池，始则尊为神人，继乃横加侮渎，从来崇拜偶像，忽又中途变节，反唾其面，这些事理应引起我们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后的灾难步步进逼了，法兰西因大祸临头而危险了，滑铁卢好象也展开在拿破仑跟前隐约可辨了；那时，军士和人民对那个祚运已尽的人的壮烈欢呼绝没有什么令人发叹的，并且，先不论那个专制魔王是个怎样的人，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这伟大的民族和这伟大的人杰间的紧密团结总是庄严动人的，象迪涅主教那样一个人的心，似乎不应当熟视无睹。
除此以外，无论对什么事，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这也是一种品德。他是一个神甫，一个贤达之士，也是一个大丈夫。他的政治见解，我们刚才已经批评过了，我们也几乎还可以严厉地指责他，可是应当指出，他尽管抱有那种见解，和我们这些现在在此地谈话的人比较起来，也许还更加厚道，更加平易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