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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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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启篡位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强盛于众小邦之上,各种制度日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向国家过渡,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往事越千年

  从历史记载看,夏代从禹开始至最后一个帝桀终结,共为17世,总年数为471年或431年,其世系表为:

  就在夏王朝建立并走向鼎盛的时候,在东方一个称为商的小国也在崛起。据司马迁《史记》载,商的始祖名叫契,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这位简狄在沐浴时遇到一只玄鸟下了一个蛋,简狄拾起来吃了下去,从此怀孕,之后生下了契。

  尧舜时,契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司徒之职,其封地在一个叫商的地方,因而称为商族。

  契死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继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国王,曾发明了马车等运载工具,其势力曾一度达到“海外”当商族迈入文明的门槛时,产生了一位著名的商王,名叫王亥。相传,王亥在马车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给人类的生产运输以及交通都带来了极大方便。据记载,王亥曾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后来到了一个叫做有易的部落进行贸易,受到当地人的盛情款待。像大多数后世暴发户一样,腰包鼓起,志得意满的王亥于得意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竟以帛和牛为诱饵,色胆包天地在有易部落做起了引诱、奸淫女人的勾当。有易部落的男人们见这个外来的小商人,自视手头有几匹帛和牛,就以为处己是世界霸主,丧心病狂地公开行淫乱之事,遂大怒。经请示部落首领同意,于月黑风高之夜,一大汉持刀欲室,将正在与有易女子行淫乱之事的王亥“咔嚓”一声砍头了事。

  王亥的死讯很快传到商族部落,其弟王恒认为自己的兄弟为了几个女人命丧黄泉,很是窝囊,盛怒之下率领一干人马杀奔有易族,除夺回了王亥带去的牛车与帛,还占领了有易部落的土地,抢夺了大批女子和财物,算是为其兄报仇雪恨。——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商在灭夏之前已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小国。随着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国势渐渐强盛,最终形成了以商代夏的趋势。

  自王亥之后又过了好几代,商国又出了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人物,名叫汤。这位汤王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广施仁政,国势再度加强。汤把自己的都城从叫商的地方迁到一个叫亳的地方,然后开始作灭夏的准备。这期间,汤王得到了两个极有才干的人物伊尹和仲虺的辅助,许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国力更加强大,灭夏的条件渐已成熟。

  夏的最后一个帝,名叫桀,其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所爱的世间之物除了美酒便是美女,号称“二美”当时居住在今河南西部一个叫斟鄩的地方。汤在灭夏之前,首先灭掉了夏在东方的韦、顾、昆吾等三个附属国,然后倾全力发动了对夏桀的进攻。桀、汤之间经过11次激战,桀终于力不能敌,全线溃败。夏桀率领残兵败将逃到了一个叫南巢的地方,从此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

  夏朝灭亡后,汤率部回到了亳都,自称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商代夏的新时代开始了。

  许多历史记载都说商族经常迁都,汤打败夏之前先后迁都8次,灭夏后又迁过5次,直到盘庚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才不再迁都。商后期又称殷,或殷商并称。从记载看,商王朝的领土大约与夏统治的区域相似,介于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之间,而权力所及的地区可能达到了今陕西、辽宁甚至朝鲜半岛,这些地方是当时的夏朝权力伸展不到的。

  自盘庚迁殷之后,又传了8代12王,历经200余年而灭亡。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和铸冶工艺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到了最后一个叫纣的国王统治时期,商的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牧野一战,终于使商王朝彻底覆灭。

  纵观商的历史,自契到汤凡14代,从汤灭夏到纣凡17代30王(汤子太丁早死,不计在内)。总积年有496年、629年等不同的说法。其世系为:

  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周武王自此成为天下的共主。

  周武王之后,继位的分别是成王和康王,在这两个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宁,天下太平。史载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不用,其国势达到了整个周王朝的全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继短暂的成康盛世之后,周王朝日渐衰落。又经过几代,到周厉王时,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当政的周厉王又偏偏是一位极度专制的君主,除暴虐、骄横之外,还特别喜欢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搞得朝野内外乌烟瘴气,天下民众痛苦不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众只好集合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周厉王一看这阵势,知道颓局难挽,在性命堪忧的情形中,只好弃却豪华的宫殿和成群的美女,于混乱中偷渡黄河逃走,自是捡得了一条性命。此次暴动堪称是古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人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伟大壮举。由于厉王的出逃,使得周国无君,天下无主。当政治形势稍趋缓和后,在诸侯的推举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周厉王的职权,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称为“共和元年”——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若以公元纪年计算,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出逃后,一去不复返,这个以国人为基础,由公卿执政的无君之邦,无王之天下,在经历了14个春秋之后,随着厉王在彘的死亡和其太子静(宣王)的继位而宣告结束。

  由于宣王自小就历经艰苦磨难,即位之后,认真听取召公和众公卿的建议,努力治理政事,一时颇有中兴气象。令人扼腕的是,当周王朝的历史到宣王一代,外患实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强劲的戎部族侵扰,东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进逼,虽然在召公和宣王的努力下,最终把诸夷一一平定,但周王朝的国力也大大衰弱,一蹶不振了。

  宣王之后,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颇为著名的幽王,这位幽王之所以著名,不是像他的祖辈如文王、武王那样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和业绩,而是他的暴虐、淫乱和荒唐之举,久传不衰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便是他的“杰作”本来当幽王即位之时,周王室已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袭来,周王室大厦即将倾塌。但这位幽王似乎并不把这凶兆险境放在心上,一味地走鸡溜狗,寻欢作乐,尤其在得到了一个叫褒姒的女人之后,更是骄淫无耻,荒诞暴戾。当他一意孤行地废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之时,激怒了申后的父亲申侯,这位申侯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实力,一气之下约集了鄫国与犬戎等部落,联合发兵攻周。气数已尽的周王室力不能敌,镐京城陷,幽王在败逃中被杀死,西周宣告灭亡。

  幽王死后,鉴于镐京在战火中化为瓦砾灰烬,无法再作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国土上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21年后,周平王在晋文侯的帮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周公早年所建的东都洛邑为京畿之地号令天下,后人始称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即鲁隐公元年,相传这一年孔子始作鲁国史《春秋》从此历史进人了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周王室虽然还有天下共主的名分,但政治重心却渐渐转移到列国霸主的身上,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急剧动荡、频繁变革、战争连绵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世系表为: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宣王—幽王

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疑古、信古、释古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把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只是到了文字产生之后,远古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事迹,才用各种书写工具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对于远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后人增益、编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对于古史的记载就变得互有差异,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三皇”、“五帝”的记载,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商的始祖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等,显然是神话,若以今天的科学眼光分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关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候。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之后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尽灭六国,定天下为一统后,围绕一场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在丞相李斯的鼓动和蛊惑下,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关于焚书之事,秦王朝明令规定,“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不难想见,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焚书,对先秦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正如司马迁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但是,由于《诗》、《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则远没有被烧绝,故而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并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风潮,在这股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个“古史辨派”也随之滋生发展起来,这一派别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历史进行一次总清算的大旗,一时间甚嚣尘上,几站占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流风所及,遍及海内外。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国内外华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此后的部分学者虽没有完全否认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却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武断地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在学术界思想陷入迷茫与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为学术思想指导,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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