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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南方人物周刊-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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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显然为这一番恳切的话动容,“将来选举正副总统,阎先生必居其一。”最后他问,自己接下来准备到西北走一趟,“我先去山西还是陕西?” 
  徐永昌建议蒋先去陕西,“一则以安抗日战线后方,一则以抚慰东北军,俾与中央一德一心,尤为急要。” 
  对于这个建议,蒋介石采纳了。但两人都想不到——应该说世人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是震动中国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起来了。尽管如此,事变解决之后,蒋介石仍对徐永昌信任不减。 
  蒋、徐的结缘,是在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来到北京,向熟谙北方局势的徐永昌询问情况。徐告诉蒋,戴季陶来到北方,仍然说“你看,这皇宫黄琉璃瓦,一切东西,不但是汉人的血汗,亦是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这种言论在辛亥前还算是为了推翻清廷而发,但现在既然已经宣布五族共和,说话就需要顾人心,过了河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第二是要定都北京,因为中国的外患在北方,如果非要定都南京,那么应该把军事学校设在北京,因为中国的内忧也在北方,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可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发生联系,融洽感情,有利于国家。 
  对于这些建议,蒋介石都点头称善。多年以后,蒋介石向人这样评价徐永昌:“他很爱国。” 
  欣赏徐永昌的,还有阎锡山。 
  在军阀混战时期,徐永昌主要协助孙岳建军,孙岳多病,徐永昌代为带领国民第三军。徐治军严格,早年在定州练兵时,为了避免骚扰百姓,就规定士卒不得去听戏,犯者立即革除。在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他三次拒绝攻打家乡山西。对此,山西“掌门人”阎锡山闻风而敬,想将这位山西老乡罗致麾下,托人捎话给他,“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 
  这句话击中了徐永昌。徐永昌好读书,尤嗜儒家经典以及历朝史籍。他年少时即读《左传》,从军后长年请秘书、清末翰林王震昌为他讲论经史,探究古今成败得失之机。即使抗战时事务繁忙,仍不中断此事,认为是人生一乐。在国共内战时,他的身体状况已极差,仍听夫人为他读《礼记·曲礼》。这种知识结构,打造了这个有士人之风的军人。士人重“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德最高,阎锡山这句话,从“立德”的高度赞美徐永昌,以期达到拉拢的目的。 
  事实上,徐永昌也对这句话作了报答。抗战时,徐永昌已进入中央。而阎锡山则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于阎锡山疑似降日的情报不断传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震怒,问徐永昌意见。而徐永昌尽管不满阎锡山利己之心太重,仍不断向蒋介石强调以阎锡山的人格,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劝蒋不要轻动。此外他更是飞到阎锡山处一探究竟,以消除阎、蒋间的疑虑,避免了蒋、阎在抗战期间内讧。
  阎的拉拢很顺利。徐永昌率领部队归附阎锡山,并且协助其北伐。他作战勇猛,遇事镇定。1927年,北伐军开到河北望都,徐永昌赴前线督师,译电员突发奇想,请求到前线观战。到了前线后,敌阵枪声不绝,地上尘土点点,译电员吓得不敢仰视,但徐永昌策马驰骋,丝毫不受影响。回去后,徐永昌问译电员:“前线好看么?”译电员说:“司令官神勇,我可不敢再看了。” 
  不过,徐永昌的过人之处,还是体现在协调各种势力的关系上。在当时的要人当中,蒋介石、阎锡山等都对他信任有加。 
  1926年,徐永昌在山西与阎锡山初次接触,表达了自己对奉军的看法:“奉军截械入关以来,亲眼所见的是,我们国家多年以来很好的社会秩序都被他破坏了。人民受到骚扰折磨,亦是由于奉军起的,整个社会人心的希望,亦将由他们断绝。”他自称不懂得革命,但知要驱逐恶势力,像奉军这种恶势力应该要驱逐。 
  徐永昌对入关的奉军印象不佳。他的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记录:“譬如乘火车一定要先购票,坐人力车一定要先讲价,而奉军则一概蛮不照行。社会对之有种种歌谣,如‘妈的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奉军所经之处,无不被其蹂躏,奉军所驻之地,无不抢案迭出,绑票之风,亦自奉军来后开始,可以说奉军所到之处,亦即土匪所到之处。” 
  宴席上的阎锡山听此,笑而不言,后却在事私底下对徐永昌说:“你说得对,的确如此。” 1947年,阎锡山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徐永昌的敬重:“十五年(1926年),次辰(徐永昌的字,一作“次宸”)归至并门,得见君子,快慰宿心。从事历年,久而弥敬……次辰早历艰屯,以跻崇显,乃其行己之严洁,体国之公忠,岳峙渊渟。”(《崞县徐氏族谱阎锡山序》) 
  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猜忌可谓伴随终身。在国难方殷的年代,蒋、阎合则为国之幸,离则是国之祸。徐永昌深明这一点,他叮嘱阎锡山:不要有上台做领袖的心,不要轻视蒋介石,不要去郑州这个是非之地。 
  对于这三句话,阎锡山第一句是不理会,第二句是当面反驳,“介石这个人,辅之不足辅,倒又不足倒。”至于第三句,他则以1930年发动中原大战作为反对。徐永昌不同意阎锡山反蒋,但仍然为阎锡山指挥了作战,并且稳妥地铺好退路以及为其殿后,在阎锡山兵败如山倒时,助其全师返晋。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统管北方。阎锡山通电下野,到大连躲避,但不久后突然潜回山西,而且还是乘坐日本人的飞机回来。据徐永昌的部下赵正楷透露,回到山西后,阎锡山立即秘密将徐永昌召来,告诉他日本人即将要和张学良决裂闹事。这个重要的消息令徐永昌犯难了,犹豫要不要报告中央。但日本人要闹什么事、什么时候闹,阎锡山没有告诉他,所以徐永昌最终没有上报。43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如果那时阎还在大连,他极可能像溥仪一样被日本人劫持利用。徐永昌感叹说,“可见阎先生之聪明。” 
  不过,对于1931年阎锡山事先得知日本将要侵华一事,徐永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才在口述回忆录时告诉了部下赵正楷。由于当时台湾仍有人反对阎锡山,赵正楷没有将这一敏感的消息写入徐永昌的回忆录中,直到1989年才在访谈中公开。 
  阎锡山重返山西,引起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疑惧,他们于是继续逼阎离晋。这时候,山西内部也一片混乱:省主席商震与阎锡山的矛盾公开化,作为山西的实际控制人,阎锡山不放心由这样的人管理自己的地盘。 
  山西的事务需要一个各方都信赖的人来主持,南京中央政府和阎锡山都同时想到了徐永昌。1931年下半年,中央未征得徐永昌同意,突然公布了他出任山西省主席的消息。接下来,阎锡山托人叮嘱徐永昌不要推辞。徐永昌开始了事业的新阶段。

在夹缝中救国

  1931…1936年间,徐永昌出任山西省主席。这段日子里,中国的国患不断加深,徐永昌也开始了各种奔忙。他尝试说服蒋介石和张学良让阎锡山出山。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坚决拒绝,决意赶阎锡山离开山西。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令蒋和张应对不暇,阎的压力骤减,客观上也为其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当年10月,中央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并在次年2月任他为太原绥靖主任。 
  但阎锡山出山后,却不允许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回晋活动。这令蒋介石感到恼火,把徐永昌召到武汉一问究竟。徐永昌说,“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并告诉蒋,山西的军政要员都听令于阎,且阎有极高的经济才能,他出山能很好地解决山西的经济问题。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接受日本投降的文件

  为蒋和阎做事,徐永昌有自己的公尺。1930年,中央发给徐永昌一道密电,要他把孙殿英(反蒋将领之一,中原大战后被张学良收编)铲除。徐永昌对这道密令未予理会,“中央要办他罪,正式下令我逮捕他,依法惩办,我可以做。这样做法,我不能办。”孙殿英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此事,找到徐永昌说:“我孙殿英假使做了对不起你或对不起任何方面的事,你可以办我罪,否则你不好随便杀人的。”徐永昌回应:“你所猜测疑虑都是没有的,不过你总勿做对不起社会人民的事,则任何人自亦不会对不起你的。” 
  阎锡山也有类似的任务给他,也被他拒绝了。1928年,阎锡山发密函给徐,说陈光斗和某人是共产党,要徐将他们撤换。两年后,阎锡山又跟徐永昌说:杨效欧通蒋。言下之意是要他采取措施。对于这些事,徐永昌认为“都是凭密探风闻而处理操切”,都没有照办,但阎锡山也没有因此责怪或怀疑他。 
  主政山西期间,徐永昌着力振兴山西的实业与教育。他提倡使用“土货”,要求严格,有一次省府买了几张宣纸,徐永昌认为不是国货,很不高兴。由于他以身作则,下面便蔚然成风,不仅是不使用进口产品,甚至是外省产品也不在使用之列。此外,他还在省内大兴职业教育,以配合提倡国货的思路。
  这些都是他自强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山西是华北的堡垒,要对抗日本的侵略,必须强大山西。而要自强,则必须反求诸己: 
  对日问题只有责己。今日国民缺感情、少理性,在乡都是可怜的百姓,到营都是可杀的兵,在家都是可爱的孩子,到校都是坏学生。学生时代皆自命不凡,恨教习、恨校长、恨官吏,一到教习、校长、官吏时,便为人所恨。或谓环境不好,不知环境仍是这帮人造的。不平等条约不是被人强订了去的,是比试了一下失败了以后相订的。今日想要平等,还得比试一下,能胜了才行,不是能争不能争的问题,是能胜不能胜的问题。所以要平等,须科学强、机械强、工业强、兵强,不是嘴强即能胜任的。——《徐永昌日记》1931年10月10日 
  无论是对革命还是对其他的社会运动,徐永昌都素无好评。他认为,“学校风潮也好,民气也好,爱国运动也好,或说是革命也好,都是火之烟,而非火之火……学潮运动,均为冒烟,说到好处,只可收烟的作用,语其坏处,直是叫学生做‘烟种’,其害何可胜言。此为我当时偶然发生的感想,不意多少年来,许多人竟是以冒烟作进身之计。” 
  他希望国人务实,抓紧时间强大自己,在山西的施政也体现了这个思想。然而他与阎锡山之间存在的问题,却随着合作的年月日久,慢慢呈现出来。

徐永昌(左)与蒋介石合影

  徐永昌厉行禁毒,这个主张得到蒋介石的嘉许。但阎锡山复出后,却只愿意在山西禁种大烟,不禁止销售、吸食,反而由政府销售戒烟药丸。徐永昌对此表示反对,但阎锡山辩解说,这样能为山西每月增加三四十万元的收入。由于徐永昌一向对外界主张严禁烟毒,有人于是质问他为何山西不禁卖烟土,他无言以对。阎、徐裂痕开始产生。 
  在政事的风格上,徐永昌和阎锡山的风格迥异。徐是抓大放小,鼓励下属发挥才能,阎则是事必躬亲,总用怀疑的眼光看人。据30年代曾任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的王尊光回忆说:“1935年冬,阎从南京开会回晋,在一个总理纪念周上,痛哭流涕地大骂公务员不做甚务甚,并说很想关闭城门,把这一城人全烧死。散会后,徐问我:‘总司令今天如此发脾气,是不是嫌我不尽责,要杀我?’我说:‘他骂人是常事,今天不知有什么感慨,发了大脾气,何能牵扯到你身上?’徐默然不语。” 
  徐永昌甚至公开顶撞阎锡山。王尊光说:“1936年春,陕北红军(将)东渡抗日,阎要截堵,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徐亦参加。阎大讲红军厉害。徐对阎这类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当即发言顶碰说:‘照此说,这个仗不能打了,我们只好投降共军了。’阎一向无人敢驳其言,经徐顶碰,大为不悦,军事会议不欢而散。” 
  这次顶撞之后,徐永昌胃病复发,阎锡山也气得一夜未眠。两人的合作似乎越来越艰难了。种种分歧,让他感到自己与阎锡山不是一路人。这时候,一直都很欣赏徐永昌的蒋介石,≮更多好书请访问:。≯在南方不断地向他招手。或许是考虑到蒋信任徐永昌,徐能为山西争取中央的物资支持,阎锡山对徐屡屡挽留。但徐永昌去意已决,于1936年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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