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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夹边沟记事-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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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

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起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羼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队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

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wén rén shū wū¨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十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医生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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