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惹谁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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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说 赵新兵
第一章 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
一、河南人被丑化了
段子是时下“口舌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传统的曲艺类辞典里，能够独立成篇的说唱文学作品被称为段子。众多的国人眼下正以先锋派画家的天赋，用扫帚、拖把、竹棍，甚至头发为笔，汪洋恣意地以不同的构图和色彩在涂抹着河南人的画像，然后将其装在“段子”这样的包装里。我曾感慨于日本人的想像力，一部系列电视剧《奥特曼》塑造了上百个模样、习性、本领不同的危害地球人的怪兽形象，使得中国的孩子们被震颤得找不着北，而今天领教了大型系列笑话《段子里的河南人》——就其制作、演播队伍据说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后，方才知道谁是“真佛”。
“河南人的‘仿真’导弹让西方人真假难辨……”
不久前，笔者曾陪同孙中山先生的孙子、孙女到武汉参观打捞出水的中山舰。陈列在湖北造船厂的这艘“功臣舰”曾伴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平息陈炯明叛乱和护法战争，30年代末期在抗击日本侵略中被炸沉于长江。此舰原本与河南人没有什么瓜葛，但在修补过程中需要的五门仿真炮却是产自于河南。当我心中自豪之情刚刚泛起时，同行的一位“九头鸟”于谈笑间给了我一记当头棒喝：你们河南的“仿真”技术真是不错。
不过我还是从心底里感激他，言语间没有直接用“河南人造假技术不错”的说法。在今天国人的心目中，河南与河南人已成了造假的“圣地”与“圣人”，有民谣为证：“十个河南人九个假，还有一个是盲聋哑”。
河南人造假在段子里的典型体现是两则笑话。
其一说：某中东国家得到西方大国支援的十枚新式导弹，一小国从这个中东国家买来一枚用于研究，而那个西方国家听到风声后害怕“武器扩散”，就派专家组前往中东查实，这个小国需要赶快送回导弹应付调查，但导弹在研究时拆开后再也组装不起来，搞得这个小国人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情急之中，一见多识广的大臣献计说，据传中国河南人造假——也就是仿真技术了得，派人前去求助，定能化解此难。果然是河南人最后帮了这个小国的忙，三天之内与真导弹一模一样的东西被运到中东国家摆在了西方大国专家的眼前，假导弹不仅骗过了专家们的眼睛和仪器，还瞒过了这个中东国家，没多久，就又还回一枚真的导弹。
其二说：河南某著名企业家到京参加群英会，有领导在作报告时兴之所至，对特别有名望的与会者逐一点名，叫到河南的那位企业家时，企业家昂头挺胸、声音洪亮地应答说“到”，不想这个老干部在主席台上站起身来，以近视镜换掉老花镜，躬身探头问道：“真的假的？”
有着同样关于河南人造假“中心思想”的大大小小段子很多，内容也很丰富。近亿河南人，也就是好几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总和，在国人的心目中，已被重叠为一人——造假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知受了几千年传统中庸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何以如此极端地臧否河南人，河南人已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万万人一面了，他们脸上都似乎写了同样的两个字：造假。
当然，说河南人的造假是事出有因，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河南人在温饱尚成问题时曾出了假丝棉、假蜂蜜，不过那个时候正赶上浙江温州的假鞋和福建石狮的假药在全国上下闹得惊天动地、沸沸扬扬，河南的假货只能算是“小巫”，上不了档次，自然没能弓！起关注。而今天，当昔日的温州与石狮已痛改前非，不法造假之徒已远走俄罗斯发挥才干，充当国际造假的“过街老鼠”被围追堵截时，河南的“猴子”才真正下了山，在国内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也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我的印象中，一向憨厚的河南人首次登上全国性“造假舞台”是在上个世纪叨年代初，主角是周口一家药厂将生产的兽药当成人药出卖。这一造假案例的确令人痛心疾首，厂家为牟取暴利，大有不把中国人当人的意味，自然是民愤极大。记得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在京召开，代表与委员们在会上会下对此口诛笔伐，形成了极大声势，造假与售假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随后关于河南的造假案例，著名的有巩义的“假电线案”和新近冒出的豫东“假棉花案”，这些事件的确足以引起人神共愤，需要加强监管，严惩违法者，河南面临着尽快整顿市场秩序的重任。但据此来证明河南人都造假，以异样的眼光来审视每一个河南人，这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问题了。不少对河南人抱着如此偏见和提防心理的人其实并未去过河南，甚至没有与河南人打过交道，但他们却以个别案例的真实而构织了“整体的虚假”，并以此“虚假影像”来与全体河南人对应，自然是见了河南人都不感冒。
我绝不想否认河南近些年出现的造假事件，也绝没有宽容造假甚至给造假者说情的意思，但既然探究造假案例，就不能不往深层次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河南人在中国既非造假的始作俑者，其因造假而伤人害命也非最严重者，而今天却“赢得”了造假的“桂冠”，这实在值得人们思量。
在造假的省份中，先有浙江温州的假鞋、福建石狮的假药，后来也发生过震惊中南海的山西朔州假酒案，造成数人死亡，全国各地的造假事件时有耳闻，地域遍及大江南北。可是给大家的深刻印象都随事件的处理和时光的变迁近乎荡然无存，为什么对可怜的全体河南人总是揪着辫子不放，耿耿于怀？
在山西假汾酒案曝光不久，也正值“两会”召开，笔者在京西宾馆的餐厅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杏花村酒厂的董事长，他对此事叫苦不迭，声言有人制造假汾酒致人死亡后，“对杏花村酒厂的影响太大了，全国各地到他们厂退货的不断”。往年他来京开人大会都带汾酒请朋友们品尝，但此次却怕别人心有余悸而不敢喝，特意带来了一种药酒招待熟人。他叹息道：“看来山西这一名牌被砸碎了。”但这位董事长和他的企业是幸运的。很快，这件“酒坛大事”被人遗忘了，酒厂仍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山西人也是幸运的，国人对山西的印象除了山西的名醋。名酒和“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曲，也就是西北黄土高坡的相对贫穷了。没有人因为假酒案而会随便指着一个山西人说：“你们山西人就会造假。”
中国今天的“造假者”有两类典型。其一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造假。一批批在中俄边境和独联体国家的中国商人，他们用纸做的“皮鞋”、“皮夹克”，用鸡毛填充的“鸭绒衣”已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声誉，这些害群之马好像来自河南的并不多，倒是头脑灵活的沿海人不少，人们在感慨人心不古、国格受损的同时，却没有想到探究他们是哪里人。也许这些有本事到国际市场去闯荡的造假者层次比起河南人高得多，也许是体认到了同是中国人的亏心事，在内心谴责一番后也就释然了。
第二类造假典型应该就是与国人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盗版光盘、假烟和假（甲）B了。我想这样说应该没人提出足够的反驳理由。中国目前购买过盗版光盘的家庭不在少数，中国消除盗版光盘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举措。2001年12月2日国家就集中销毁了2000万张盗版光盘，去年一年全国共销毁9000万张。据报载这些盗版光盘大都出现在东南沿海。假烟也是如此，河南是烟叶大省，由于自身技术原因，大部分烟叶作为初级产品被卖到了四面八方，并没有出现“假烟叶”的传闻，而查出的充斥全国的假中华、假玉溪、假红塔山的制造者也基本上是在南方，可上亿的“烟民”们在饱受假烟之苦的同时却并没有骂南方哪个省是“全民造假”，当然仿制高科技的光盘和高科技的香烟防伪标识的人也许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远没有“土里土气”的河南造假更可恨。
说到假，就不能不提起数亿球迷所关注的假（甲）B了，2001年中国甲B赛场上出现的一出出假球事件使中国足协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祭起了“斩立决”金牌，严厉处置了“假（甲）B五鼠”，但也并没有人因为浙江队、四川队、广东队参与了假球事件而说整个浙江人、四川人和广东人都是造假者。
而真实的情况是，数年来在充斥着假球、黑哨的绿茵场上快要跑死的河南队是正而八经的“诚实的苦孩子”，不仅没有造假，反而是假B的受害者。四年前河南队在升甲A前景一片光明的时候，却被一帮球队在“谢天谢地谢人”的弹冠相庆中给“做掉”了，气得河南队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外援痛哭失声，发出了“河南就是没钱”的叹息。
由金钱交易而导致的假球在越来越注重金钱的时代，其背后的道德问题却被人们遗忘了。社会上变革中的价值观和人性也造就了诸多国人在对待同样问题上的双重判断标准。与富裕和金钱还有相当距离的河南人自然要背负起沉重的道德包袱，成为不少人在整理遗失得越来越少的道德观时首要的对应目标。
河南有些人昧着良心造假，坑害别人的确遭人唾弃，但那么多人把个别的、在其他省份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造假的“专利”交给河南一个省的人去承担，这公平吗？
“火车在途经河南时发出的声响是：骗死你、骗死你……”
有一部陈佩斯主演的喜剧电影，内容大概是男主角要继承亲戚的遗产，根据这位亲戚的遗嘱，男主角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有一个子女，但此时的他还没结婚，情急之下，他想收养一个孩子，于是就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愿意将孩子给他收养的汉子。
银幕上这个汉子一身农民的打扮，把男主角带到了郊外一个饲养场，在一个低矮的铁笼子里，向他展示了一群蓬头垢面的小孩。当他得知这个汉子是个人贩子时，他愤怒地举报了他。引人注意的是：这个人贩子讲的是一口标准的河南话。
同样愤怒的还有电影院内的观众，他们痛恨这个丧尽天良的人贩子，因为在当代的中国，孩子是最值得同情与付出爱心的对象，而如此残忍地对待儿童自然也使历史上十恶不赦的首恶由“无君无父”变迁为“贩卖儿童”。电影导演有意无意。或多或少的诱导使观众将宣泄的对象转移到了整个河南人身上。
也正是由于种种此类不健康的舆论影响，河南人额头上的“贩卖人口”的标签终于像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上的咒谒一般牢固了。
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拐”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行当。远的有欧洲人往美洲贩卖黑奴，近代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海国”被送到旧金山修铁路、挖金矿。这一丑恶的现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早已成为流风余响，但在现时的中国许多地方还是时有耳闻，只不过“拐”的对象变成了妇女和儿童。也许是河南的历史太久远，这一江湖中下三赖的做法在这里出了一些，最有影响的事件据说是80年代曾有一名外省女大学生在郑州火车站被人拐卖到了山东。在正逐渐步人文明社会的中国，这类事情最遭人愤恨是很自然的，但利用电影来丑化河南人的形象不能不说是新时期电影工作者的一大发明了。
中原地区历遭天灾人祸，特别是在战乱和饥道之时人命的确就不值钱了，“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典故在历史中常有记载，孩子时常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商品，这也许就是有了“人口贩子”这一“职业”的历史背景。
记得小的时候，河南老家附近总会发现一些操着南方口音的女子在某某家定居下来，成为家庭主妇，有坊间好事者便会向人们发布说：某某从四川买了个媳妇。那时专门从事“卖媳妇”行当的大抵有两种：一者为十恶不赦的“拐卖”；一者为人口掮客，专门为娶不起媳妇的男人或贫困山区想找个好人家的女子解决婚姻问题。到豫西南的四川女子多，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山区终年辛苦劳作但收获甚少，不少女人愿意到平原生活，富裕不求，温饱倒是容易多了。这两者的出现其实都打着深深的贫困的印记，因为贫困的生活和贫困的精神是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
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河南人经济情况的好转和国家长期“打拐”斗争的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在河南已经不多见，笔者也始终相信，这一现象终归会像先前中国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鞋，走进历史的烟尘。
张艺谋的影片很叫响，据说他的影片是专门用以在国际上获奖和捧角儿的。但也有人批评其不少片子是拿中国人的丑陋、揭中国人的伤疤给好奇的外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