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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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成也“超级女声”败也“超级女声”，自从“超级女声”火爆以后，王鹏所拥有的天娱传媒董事长的位置便岌岌可危起来了，已有点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意思。
从2005年开始，2006年、2007年，每年十月份左右的董事会，王鹏都要例行公事地过一次关，面对各种各样质疑于他的声音。有时候做企业，把它经营垮了，可能还没有人管你；你要是搞得红红火火，对于企业法人来说，各种风险反而是很大的，往往费力不讨好。其实，旧天娱传媒的董事会就是一个形式，实际上就是一个组织部，一个政治部，有权要求王鹏做政治上过关似的述职报告。
很难说其中没有暗礁险滩。
我猜想，王鹏所感受到的困惑、烦恼和痛苦，应该一点也不比王伟少。
推而广之，其实在张华立身上，在欧阳常林身上，在魏文彬身上，这些负面的情感应该也都不会陌生。他们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何尝没有体会到禁锢与无奈？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的政谋得怎么样，当然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组织的鉴定。
我忘了消息来源，说本世纪最初的两年，湖南广电准备进行第三次改革时，曾经酝酿过公司私有化问题，尽量使单一的股权结构多元化，让职工参股。我没有去证实这个消息的真伪，但我觉得相对于成立几家由湖南广电或哪个频道绝对控股的公司，它应该是市场化的根本。产权的明晰和变化，首先会带来决策程序方面的变化，最权威的声音将不再来自于某个行政机关的领导，而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我们知道，来自于行政机关的声音太混沌和太强大了，任何个人的诉求在它面前都将不堪一击。在面对市场做企业的时候，如果过去那种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的行为模式能逐渐减弱，如果以股份红利为基本分配方式的财富获取方式能得以实施，变成了股东的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便会油然而生，生命的激情也将随之昂扬与迸发，整个机器将正常而飞速地运转。
当行政与企业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行政权力很容易导致利益的分摊，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化，当所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并且外面还裹了一层迷雾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而行政权力的手是无法解开那团乱麻的，是无法拨开那层迷雾的，因为行使权力的某个人某些人，身兼了运动员和裁判员。他或他们的每一次发声，将会受到不同利益的小集团小集体的拥戴和排斥。
改革真的有难度，如果一切都还过得去，干嘛要去做那种伤筋动骨的事？
改革确实有难度，但是，一切真的有那么难吗？生个孩子还要阵痛、流血甚至有生命危险呢？
对于现有的文化事业单位，是不是可以考虑采取某种合理、科学的方式，把意识形态问题与市场化经营问题，泾渭分明地分开？
毕竟，市场已经证明，在竞争性的领域，很多国有企业的生存，是不具备真正的竞争力的，它对一部分人是一种福祉，对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一种损害。也许只有在垄断性的领域，国有企业才能生存，它所要防范的，也可能只是国有资产经营者监守自盗的经济犯罪。至于它的生命力是否能够可持续勃发，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非垄断性的领域，某些国有企业就算做好了，也只是昙花一现，可能跟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有直接关系。
我们又该说故事了。
2005年的10月1日下午三点，王伟从长沙只身飞往成都。
因为王鹏在那里。
因为那里有一场“超级女声”的演唱会，那是2005年“超级女声”的第一场巡回演唱会，那一届超女的前三甲中的李宇春、张靓颖以及第四名何洁全部来自于那里，那也是“超级女声”的巅峰时刻，也是旧天娱传媒辉煌的起步阶段。王伟飞赴成都可不是为了看演唱会，他有更重要的使命。
就在前一天，2005年9月30日晚上，娱乐频道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除了王鹏没有参加，旧天娱传媒的几个副总都参加了，这个会上明确表明了以下信息：旧天娱传媒管理太混乱了，应该进行全面整合。并且经营不如预期，频道有关领导在会上明确表示，做生意很简单，不就一分钱的投入，一分钱的产出这么回事吗？说到底那是谁都能干的事！
王伟是个敏感的人，他当然知道旧天娱传媒已经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那不过是一个开始），但治理混乱的方式有很多，如果使用上整合的手段，就说得太温文尔雅了，听领导那口气，实际上就是要瓦解天娱，要么大换血，要么小切肉，切呀切呀切成很多块。就像有人中了彩票头奖，你久未谋面、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纷纷抛头露面对你虎视眈眈，就想把你手里的钱一分一分地分掉。
那是个预备会，也是个吹风会，偏偏选择王鹏不在的时候召开。其实那个时候王伟已经不管超女了，完全可以像个局外人似的作壁上观，再怎么整合也整合不到他头上。但王鹏可怜就可怜在他身边其实也没有几个铁心的人。王伟觉得自己对旧天娱传媒还是很有感情的，不想让它就那么垮了，觉得必须挺身担当，毅然决然地赶去跟王鹏通风报信和商量对策。
王伟并不知道王鹏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体育场看完超女晚会后，他跟王鹏喝酒，他们找了一个很小的小酒店，一直喝一直喝，喝到小酒店打烊。那天王伟没有单独开房，上王鹏开的行政套房，继续喝，继续聊。
王鹏醉了。
那是王伟第一次见到王鹏喝酒喝醉，他可是海量呀。
王伟也是第一次看明白，其实王鹏是一个非攻击性的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自己先扛着，还不想让王伟去抗争。到扛不住的时候，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一层一层，这个茧呀就越来越厚，企图把自己保护在里面。
但是，你包得再厚，以为就刀枪不入了吗？外面还不是有人拿着刀子要捅你？你经得起捅吗？别人捅你很正常呀，人家在其位也是要谋其政的，大家都必须把工作做好。
10月4日的正式会议是王鹏必须要过的一关，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必须让它们消失、噤声。
王伟给王鹏的第一个建议是把公司财务公开，向咨询者证明旧天娱传媒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第二，自己拿出公司的三年规划，以此说明混乱状况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治理的，因为忙着做超女，确实有点像打乱仗，但这种无序状态很快就会过去，那时他们将厚积薄发。
也许王鹏的底气或运气帮了自己的忙，也许王鹏无意中得罪了某人、某人给频道的领导打了招呼但频道并没有真的非要跟他过不去，也许还有另外的、我们不知道的什么原因，反正王鹏在会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切有惊无险。
到2005年年底，旧天娱传媒就赚了几千万了，对于拿这几千万怎么办，王伟跟王鹏说了很多次，就是应该旗帜鲜明地找专业人才，花钱去提升品牌，花钱来完善内部的管理系统，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是，王鹏根本就没想到这钱就该这么花。
他内心里没准还认为王伟是个败家子哩。在这里，我得认为王鹏的境界比王伟高：公司赚的钱属于股东，得先看股东的意思。
至于怎么花，他还没想清楚。
他没想清楚没有关系，领导一个电话来，说娱乐频道没钱了，你给我调个1000万来吧，第二天旧天娱传媒的银行账上可能就少了1000万。领导又一个电话，车子该换了，第二天旧天娱传媒就得把车买好供领导使用。王鹏必须听上面的，就像下面的人必须听王鹏的一样。
还是有点不一样，上面代表股东，不听也得听。还不是一般地听，是不打折扣地听。做生意做买卖的时候才讨价还价哩。你跟领导讨价还价，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王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这个企业可是共产党的企业。我得再次表示我理解王鹏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问题是，谁代表共产党呀，共产党这三个字可不是拿来当挡箭牌的，如果大家都代表共产党，是不是也太不庄严了？至少是太责权利不分了吧？
再说了，既然是共产党的企业，是不是更应该让它保值增值呀？
2005年“超级女声”的品牌价值20个亿，事隔三年，再让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评估评估，现在还值多少？
谁又该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承担责任？
写完上面的文字，我一直有点担心，是否把王鹏写得过于“扁平”，我跟他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如果他认为我的文字有损他的形象，不仅将坏了他的名声，还可能坏了我的名声——因为受利益驱动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被歪曲的企业家形象，人家当初可是那样风云一时。
为了弥补可能的过失，我还是祭出我的老套路——听听别人怎么说。
下面的文字来源于2005年9月5日的《新周刊》：
王鹏的朋友们，都用很难听的湖南方言叫他“东北傻帽”，甚至在他做“天娱”之后，预言他“肯定亏死”，揶揄他对钱没有概念。他说是，家里有多少钱全不知道，都归媳妇管。但他自有底气，“钱不是省出来的，是靠赚的”。譬如代表公司与电视台合作，“电视台都是大爷——以前我也是大爷，但现在我是弱势”。王鹏的策略就是把电视台该得的让它得，譬如给它最看重的广告，“天娱”可以只分那么一点点，甚至不分，短信也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通过媒体的强势介入后成之为“品牌”，唯有其形成品牌，王鹏才能把它放大——放大到“消费”层面上。接下去，“天娱”可以通过授权或者自己制作在系列消费品上赢利；品牌的副产品——艺人，其唱片权、演艺权、影视经纪权也都归“天娱”所有，可以转给其他公司或通过再投入以后获利。“这个社会分工已经很细了，你想大而全，赚的钱自己全拿走，那是不可能的。”
王鹏的身上有菊与刀的两极。他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据说早先话不投机就抡拳头，和他勤奋乖觉的大学室友李咏相比，是反面典型——“这两年好多了，早先坐总编室的时候，手下的没少受我折磨”。而说到“天娱”、“超女”、娱乐节目、中国电视、他个人的前景，他又显得异常平淡，随遇而安，从不奢谈理想，从不愿描绘宏图伟业。
据说他曾在儿子出生时，把他儿子的小脚印刻在石头上，书“御风而行”四字，再添感言一段：“娇儿××丙子年三月廿四诞于长沙，为父母平添一喜一忧，一喜者家中添丁王姓有后，此常人之喜，一忧者恐其日后不学无术误入歧路，此亦为常人之忧也，为父母皆为凡夫俗子，亦不敢奢望娇儿成就大业，唯愿其日后以平常之心独善其身是也。”
“独善其身”，其实是他的个人处世态度；“御风而行”，也许便是他的商人哲学了——他说，简单点儿，就是“见风使舵”呗。
王鹏的处事态度包括他对他儿子的态度，总让我联想到他对“超级女声”和旧天娱传媒的态度。
有了这样的“舵手”、“掌门人”，旧天娱传媒是喜耶忧耶？
第二节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艺人？
在接下来的两节里，我们将简要地谈一下旧天娱传媒关于艺人经纪和品牌营销的一些情况，细心的读者将发现，它们会与社科院发布的“文化蓝皮书”所谓的“权威解读”有很大的不同。
先说艺人经纪。
艺人经纪曾经是湖南广电领导心中的一个结，也是旧天娱传媒的主营业务，当初之所以要和北京的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合作，也主要是因为该公司的后台老板李小麟以前就是专门做艺人经纪的，旧天娱传媒需要借鉴人家的管理经验。
现在看来，天博宏达从旧天娱传媒退股是一种双输的格局。
李小麟和娱乐频道未能成功地度过磨合期，以至完全没有享受到“超级女声”的胜利成果；股本结构更趋单一的旧天娱传媒，则一度赚过很多钱，外界传言几个亿，实际上大约五六千万，但因为对艺人经纪的专业知识完全不了解，不得不走上很多弯路，甚至犯下一些低级的、致命的错误。
事隔三年多，最令人羡慕的开局已不复存在，正好应验了那句“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老话，因为管理队伍恶性膨胀（旧天娱传媒的员工人数一度达到300多、月人员工资将近120万）、因为盲目投资，不仅赚的钱几乎全部打了水漂，甚至还亏损了一两千万，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息。
分管艺人事业部的副总经理也姓王，叫王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