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8大奇案-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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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花高价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再次公开地告诉大家，我们信守了这一诺言。”克拉任声称，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酬金标准和公诉方的专家们完全一致。“如果我方在本案中败诉，其缘由将不会是因为钱太少，而是因为钱太多。”克拉任说，如果纳森和理查德是两个穷人家的孩子，则伊利诺伊州的任何一位检察官都不会在他们承认“有罪”之后，再要求法官判处其死刑。
事实上，克拉任·达偌指出，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30岁以下的被告在承认“有罪”之后被判处死刑。“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听到的只是以血还血的呼声，我听到的只是被检察长办公室愈煽愈烈的仇恨，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援引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原始酷刑，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敦促法庭将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而无人屑于认真地去考虑本案提供的证据，考虑可资参照的史实，考虑两名被告人的年龄。”
克拉任列举了若干统计数据，列举了芝加哥历史上的90例绞刑判决，其中只有三例被告承认“有罪”。而在过去的30年里，“芝加哥共有350人被指控谋杀并承认‘有罪’，其中只有一人被绞死。”“将此人送上绞刑架的那位荣耀无比的检察官，便是我们在本案中的首席公诉人朋友。但是请注意，他的那位‘受害人’已经年满40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听到这里，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的对手。
达偌博士接着说：“在我经手过的案子中，公诉方对案情的形容无一不是‘有史以来最冷血、最恐怖、最凶残、最不可饶恕’等等等等。”“如果是一桩谋杀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血腥的。如果是一起抢劫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如果是一宗策划阴谋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险恶的。”克拉任直言，以他的经验，勃比·范克斯命案其实算不上十分残酷，虽然凶杀本身是残酷的。“可怜的小勃比实际上并没有太遭罪。从他进到车里开始，所有的一切在15分钟内就全部结束了。”
克拉任·达偌再次分析了公诉方关于二犯“谋取赎金”的作案动机，“这两个从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的孩子，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杀人？”“不，这一切不是为了金钱。这一切只是两个孩子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无用处，也毫无动机可言的恶作剧。”
克拉任历数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他们为了物色目标而在哈佛学校附近长时间地逗留，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出他们；他们劫持勃比·范克斯的地点就在范克斯家的视野范围之内，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四周围任何一扇窗户的后面都可能有眼睛”；他们带着尸体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穿行将近20英里，甚至停下车来吃晚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丁点儿的差错，一丁点儿的疏忽，一丁点儿的事故，甚至一丁点儿的霉运，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交通违章，都可能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所有的这一切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我所能想到的，只有《李尔王》中那个傻瓜的疯狂举动，可以与我的两位委托人相媲美。”事后，他们又跟朋友、记者，甚至警察大肆谈论此案。“没有人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做出如此蠢事。对所有这一切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他们的神经出了问题。”“他们在本案中自始至终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正常人的行为。”
“当本案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呈报法庭之后，公诉方的立场依然是，如果不绞死这两名被告，整个宇宙都会塌陷。我必须指出，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对死刑如此狂热的推崇，尽管此前曾有过上千宗比本案恐怖不知多少倍的、动机险恶的凶杀案。是的，以前已经有过了上千宗，今后也许还会有上千宗，无论这两个孩子是被绞死，还是坐牢。如果绞死他们可以阻止未来更多的谋杀，我或许会亲手将他们送上绞刑架。事实上，如果杀一真的能够儆百，我会赞同所有的死刑，只要被绞死的人不是我自己。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那些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就像它们曾经发生过一样，至少就这个话题而言。”
“我们的法律中写进了考虑减刑的变通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年龄。为什么？”达偌博士环顾四周，而后自问自答，“很简单，因为孩子们不可能对生活对社会作出和成年人一样的判断和决定。”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都知道孩子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幻想，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在梦一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并非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很多孩子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激，不懂得尊敬，不懂得负责任。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幼稚，还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弱小，还需要成年人的保护。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9岁（克拉任在这里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理查德·洛易的生日是6月，他刚刚满了19岁。也有一种解释说，克拉任指的是他们作案时的年龄——笔者注）。法律尚不允许他们签订合同，不允许他们未经父母同意私自结婚，不允许他们投票选举，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成熟，还不具备可靠的判断能力，因此，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在1924年，参加投票的法定年龄是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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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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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想象，像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醒来，换上一套干净的囚服，走上绞刑台。在那里，他们被蒙上双眼，捆缚手脚，推到活动踏板上。绞索徐徐地降下来，绕过他们的脖颈，在后面打一个结。然后，行刑者一摁机关，脚底的踏板便被抽掉。我不能想象，他们在空中坠落，又陡然被绕在脖子上的绞索止住。”
“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死刑：火烧、水煮、凌迟、分尸等等。在英国，罪犯是被吊在十字路口，让所有的人们都能看得到。……一个小偷被绞死了，结果在围观的人群中，更多的人被掏了钱包。一个杀人犯被绞死了，结果有人在前往观看绞刑的途中或回家的路上被人杀害。”
“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死刑，我们生活的社会因此而变得安全和平了吗？”克拉任·达偌悲哀地摇摇头，“没有。”
“这三个月以来，我就像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竭尽全力想要抵挡住铺天而来的大潮。我盼望着风能够停息，海能够平静。我相信它们终究会的。顺便说一句，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知道，在这场官司中，最简单，也最能迎合民意的做法，就是对我的委托人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们会为这样的判决鼓掌，一些心胸狭窄或生性残忍的人会为这样的判决喝彩。但是，在芝加哥，以及比芝加哥更宽更广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父母们，无数心地善良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他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邻居的孩子，以及后代中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有一天，那些孩子们也会站在纳森和理查德今天的位置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现在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您可以把这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直至他们停止呼吸。但是，假如您这样做了，您便是将您的脸转向了过去。……您也可以拯救他们，同时也拯救了现在和今后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孩子们，拯救了那些心地善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我祈求未来，祈求有一天，仇恨和残忍不再占据人们的心灵。那时候，人们将学会如何去分辨和判断，如何去理解和信任。那时候，人们将懂得，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地值得挽救。那时候，人们将懂得，仁爱与宽恕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境界。”
克拉任·达偌讲了整整三天。当他说完时，法庭中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包括约翰·加维利法官。
在后来的年代里，许多法学教授要求学生们熟读达偌博士的这篇总结性发言。
1924年9月10日，星期三，法官约翰·加维利早晨5点半就起来了，6点以前吃过早饭后，由两名警员陪同在公寓的附近散了步。听证结束后的十几天里，约翰·加维利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的威胁说，如果法官不判处二犯死刑，他就要炸毁法庭大楼。有的则宣称，如果法官胆敢将二人送上绞刑架，他就将会被电缆线活活勒死。一天，法官出门参加一个葬礼，有人打电话到公寓通知加维利夫人说她丈夫被刺，等老太太匆匆赶到葬礼上，发现法官安然无恙。从此，加维利夫妇掐断了电话线，摩根·柯林斯署长为刑事法庭大楼增派了50名警察，为法官安排了保镖，还在他们夫妇住的公寓楼派了持枪门卫。
8点15分，约翰·加维利法官的车在一前一后两辆警车的护送下驶向刑事法庭大楼。当他步入法庭时，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以及里奥普家人和洛易家人们，已经齐齐地等在了那里。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属，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说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在法官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问两名被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纳森和理查德都摇头表示没有。
加维利法官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绑架谋杀罪成立，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两名被告自己的供词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综合分析了双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和相关的诊断报告之后，法官不认为纳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经病，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有异于常人。法官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案子的具体法律条文，但他同意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观点，两名被告的年龄尚小，尚不适合被判处死刑（Theyarejusttooyoungtogetthedeathpenalty）。
“本庭在量刑时选择了监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两名被告的年龄。……这并不意味着，本庭将不在今后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对死刑。但本庭确信，他有权拒绝对尚未成年者判处死刑。”
加维利法官严肃地看着纳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只有两起未成年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亲手将那个数字增加一倍。”在那两例中，被告方做的是“无罪”辩护。
后来，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道：“早知如此，我们就不需要聘请那些专家证人了，甚至连律师也不用，只消将出生证交给法官就行了。”
约翰·加维利法官最后宣布：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谋杀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绑架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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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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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后，这一判决赫然出现在纳森·里奥普自传的封面，书名就叫《终生监禁加99年》（LifePlus99Years）。
记者们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一个发现是，约翰·加维利法官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周之后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都住进了医院。据说加维利夫人是因为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审理期间受到过度的惊吓，至于法官本人，他在出院后递交给刑事法庭的辞呈中说：“在过去的六年里，由本人主持审理的六桩大案中，有三名被告被判处死刑，两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本人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有关方面根据他的请求，将加维利法官调到了民事法庭，而且只主持离婚判决。约翰·加维利法官于1939年8月去世，享年78岁。
克拉任·达偌博士后来又在名噪一时的所谓“猴子案”中免费为21岁的青年教师约翰·施柯普辩护，此人因在田纳西州一所学校的课堂上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被捕。克拉任·达偌博士于1938年3月13日去世，享年81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接踵而至的连任竞选中如愿以偿，1928年离任后又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他曾在1940年被选举进入民主党在伊利诺伊州的执行委员会。罗伯特·科罗于1958年1月去世，享年78岁。
1924年12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和摩根·柯林斯署长联合宣布了本案中赏金的分配。各家报纸在案发初期拿出的资金仅用于购买独家新闻，所以，可供警、检两方支配的实际上只有范克斯家的5000美元和柯林斯署长后来追加的1000美元。
在总共6000美元的赏金中，《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两名记者詹姆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