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诱惑-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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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谭冠先生这回是志在必得，听说内部、外部都已疏通好，A省的这一名额非其莫属。此事闷着葫芦摇，极为神秘，从事迹的整理到外报，均为魏主任操作，局外人无以窥其“堂奥”，故而还是让故事本身发展的逻辑说话。
13
第二天下午，根据会议安排进行分组讨论。
郑东和机关各处处长加上几名副厅长、离退休老厅长，围坐在一圈沙发里。处长们开始围绕谭厅长的“十大战略”进行讨论，气氛热烈、自然、轻松。每人清茶一杯，会吸烟的开始吞云吐雾，人人漫不经心，大家轮流推大磨似的说着言不由衷的车轱辘话，一点也不嫌乏味和无聊，什么“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战略高度，深受启发”云云。数仪表堂堂、惟个头略矮的魏铭利主任说得最多，阐发得最深刻。他仿佛是担任着厅长在小组会的宣讲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不知疲倦地阐发着“十大战略”的微言大意，主导着小组会讨论的气氛。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这“十大战略”的宣讲稿出自于该主任的手笔。贯彻的却是厅长的意图。他俩希望这意图也变成全厅上下的认识，因此极需要借小组会统一思想。
一向心直口快的郑东这会儿憋不住了，他想发言。他首先声明：“我只讲半个小时。”之后脱下手腕上的表，向沙发的扶手上一放，接着说：“听了谭厅长的报告深受启发，深感厅长报告中所阐述的‘十大战略’有如一块块含金量很高的砖。A省出版业通向现代化的长城得用这一块块金砖铺筑而成。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谭厅长讲到‘管理战略’时一带而过，语焉不详，只说让分工抓管理的仲厅长讲。而管理也是生产力，已为一般现代领导者所普遍认同，作为全省出版的管理机关首长，不讲管理怎么行。我认为“八五”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管理不善，因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比如那座被喻为精神文明标志性工程的36层大楼头期投资5200万被开发公司挪到海南去炒房地产，至今血本无归，工程拖了3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目前完工遥遥无期，资金缺口有如无底洞，必然延缓本省出版业的发展，每平方米目前的造价要超出市场价好几倍。仲厅长提出要运用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谭厅长不置可否，耐人寻味。近期施工又因混凝土架倒塌而砸死民工5人。有人想借此树立自己的丰碑，我看是墓碑。这么巨额的资金不投入出版业的发展，而去盖什么三星级的宾馆，当今市里那么多宾馆，国家又在压缩楼、堂、馆、所的建设，是不是能够产生效益，我持怀疑态度。因此，我说的墓碑并不仅仅是指死人的事，而最重要的是葬送了A省出版业的前途。”
听了郑东这一席话，会场的气氛由轻松转入严肃，由活泼转入紧张。人们瞪大了眼，张大了嘴，屏住气以惊疑的神态听着郑东振振有词、而又多少带点耸人听闻的演说。担任记录的外办荣主任这会儿瞪大眼睛看着郑东，思维阻隔，手足无措。
但听郑东大喝一声：“老荣，你怎么不记了，晚上碰头会谭，盯长听汇报，你要如实反映。”老荣这才仿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开始记录。
郑东旁若无人地自顾自说下去：“至于谭厅长的人才战略，虽然洋洋大观，然卑职绝不敢苟同。几年来，我们确实引进了不少人才，如信息研究室魏主任，新华书店崔总经理。按照谭厅长的说法是‘家花不如野花香’，但是有些引进的野花确也野得不上路子了，
为了不影响安定团结我这里就不点名了。有的人玩女人在大陆还不够，竟也玩到了台湾；有的人‘买卖书号’近乎疯狂；有的人挪用公款，炒房地产。我们在用人问题上还有一个近亲繁殖的问题，有的公子哥儿简直就是衙内，拉大旗作虎皮，没有不敢干的事。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人国也出了，房子也分了，职务、职称都有了，问题也出来r，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当今社会新旧体制交替，腐败蔓延，而最大的腐败就是组织路线的腐败，也即吏治的腐败。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只要是铁哥儿们犯事，都能化腐朽为神奇，高官任做，骏马任骑。面对如此荒唐的现实，还在侈谈‘人才战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当今之世，在客观公正评价人才标准尚未确立之前，在科学和民主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尚未确立之前，只能流于某些领导人说人才就人才，不人才也人才的荒唐。于是变相或明目张胆地将国家资产和职称官位私相授受。”
郑东接着说：“当然，像我这样的人，被作为团结对象已是谭厅长的宽容，本来就不梦想出国，况且我等穷人穷马出国也花不起钱，形同要饭，不如省点钱，买些字画、砚台之类藏品。当然我也希望被谭厅长挂起来，没准挂成了一个书法家、博士之类的。诸如古籍美术社张副总因为不同意总编辑好大喜功的出书战略，不是一直挂到了退休吗？结果挂成了省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扬子社冼总编不是也挂起来了吗？最终挂成了博士。这使我想起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结尾那个镜头，那位旧上海滩黑社会的光头老大，不是把水生倒挂在船的桅杆上，称着‘调教、调教’也即调教成龙头老大需要的‘人才’。这是解放前青红帮就有过的事，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呢？”
这番话，当然是不合时宜的牢骚，带点自我调侃的味道，也带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情结，但那都是实话。在一个人人都知道应该说实话的场合，人人都慑于权势却无勇气说出实话，而第一个有勇气说实话的人，就会被人目为狂妄或者是傻瓜。在一个“众士诺诺，一士谔谔”的圈子内，一士肯定是不受欢迎的。说完这一席话，郑东在众人怪异的目光注视下慨然落座。会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片耐人寻味的沉寂中。
人们心中当然清楚，玩女人从大陆玩到台湾，是指替谭厅长花1000元港币购置假发套的当今扬子图贸公司总经理邬历，“买卖书号”近乎疯狂的也是这位曾任扬子江出版社社长的邬历先生。当年邬历先生在担任古都市文化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期间，确曾搜罗了不少字画、典籍，以赠谭厅长。最博谭厅长爱不释手的是那张清末名家虚谷的画，那画上一枝青松斜角而下，松下一后脑勺留着卷发的印度和尚闭目合掌而坐，造形简练，形体夸张，色彩素雅。此画松石冷峭，生动超逸，是为《达摩面壁图》。那“衙内”自然是指谭厅长的公子，时任扬子出版社经理的谭伯平先生。公子挟厅座之虎威，借邬历之庇护炒卖挂历，以浮动之折扣大捞差价，获利不菲，另有以出版社名义加印《党章》、《十四大文件汇编》，私自发货等等劣迹，自然也是瞒不过主管书刊市场之郑东耳目的。如今谭公子正在操作一宗无本万利的买卖，竟承包了出版社的《中外历史演义》之类图书的出版发行，被厅内称作为“内部买卖书号”。类似这类雅俗共赏的典籍类图书，系可以几万年卖下去的长效书，邬历何以承包给个人发行？其中大有奥妙。纸张、印刷费用皆由加印的图书折抵，无本万利。发行自然由崔总经理加以关照，也可获得大利。这类行径当然是随谭厅长的大面子才得以完成的。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情关系网以父父、子子为纲，撒向角角落落，组织部门的亲缘回避政策，在谭厅长的治下是不起作用的，乃至儿子、媳妇、侄子蜂拥而上，在这杆大旗下各有所获，惟有国家的利益在家族、血缘的鲸吞下不断流失而无人问津。
人们在品味着郑东的发言，沉默不语，若有所思。魏铭利主任甚至认真仔细地记下了每一句话，准备仔细琢磨后，再向谭厅长敬一言。
14
当晚，仲副厅长接到省委宣传部通知，全国“扫黄”办公室来电话，G省S市查获的一起制作、贩**秽、盗版光盘案涉及A省古都市。对查处该案，省委书记、省长均有批示。郑东作为仲副厅长的助手，必须连夜赶回省城参加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召集的公安、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联席会议，安排由全国“扫黄”办牵头，由新闻出版署、公安部、文化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接待事宜。他们连夜匆匆离去，对于发言的反映也无从听取。
宣传部的会议一直开到当晚11时。郑东在查案的途中，接到了外办荣主任从易州打来的长途电话。
老荣哈哈一笑：“你小子火气不小嘛。当晚谭厅长就了解你会上有什么意见，我没敢如实汇报，我是为你好呀。老谭特地问我‘郑东对我的讲话，有什么反映’，对你的意见挺敏感。我说‘郑东说谭厅长的报告讲得很好’。老弟，我是为了保护你呀。是魏铭利这家伙拿出了‘小本子，如实汇报’。”
那边郑东却说：“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讲他的报告很好来着，老魏汇报，我巴不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那边老荣说：“郑东你何必呢？我们说了也无用，还是少说为佳。”
这边郑东说：“就是白说也得说。”
那边老荣说：“人家谭厅长还是挺有肚量的嘛。听了你的意见后，就立即指示，明年安排你出访，而且还要是好国家。不是美国，就是德国，差一点的例如东南亚或香港之类的就不安排了，明年还有2月份的美国，5月份的加拿大，10月份的德国，我看还是去德国，我们一路。德国地处中欧，年年一次的国际书展的举办时间正值金秋，凉爽宜人，风景如画啊。去德国还可以去欧共体六国，那儿签证是互免的，你***就别再提你那些玩字画、砚台的屁话了。”说完挂断了电话。
于是，郑东有了这次可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出访德国的美差。管他是骂来的也好，骗来的也好，反正我这回是出了国，而且还是欧洲的德国。他一个人躺在京城宾馆的席梦思床上，美美地吸着烟，美美地想着，不禁独自一人在暗中笑出了声。
15
正当他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走廊上又响起了脚步声，
接着是门铃。郑东以为又是那个紫酱脸来了，于是没好气地说：“谁呀！”
这时门外响起了清脆的男声：“对不起先生，我们来收房费。”
这会儿进来的是穿一身黑色西装制服的宾馆服务员。小伙子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打扰了，你房间的另一位先生呢？”
老郑听他提到紫酱脸，没好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安排我住这儿的，他却说是他包的房，显然不愿意我和他住在一起，走了，另找包房去住了。他有钱烧得慌。”
小伙子听出了老郑话中的怨气，于是开票收了郑东一人的住房费。临走扔下一句话：“人呀，太有钱了也不好。”说完撕下发票给郑东，走了出去。
郑东看了一下发票，一晚“220元”，也就是说那位紫酱脸的老兄将要多缴一倍的钱。同为处级于部，独掌一方天地的诸侯，与受多人节制的部门小头目在享受待遇上是有很大差距的，穷官和富官的差别不在表面的形式，而在实质性权力扩张所达到的程度，他们自身的价值是不同的，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种现实。
正文 第四章
正文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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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首都机场，出入港的人流摩肩接踵。
宇宙出版中心的任铭书总编辑带着音像部正副主任李一帆先生和艾莉莉小姐神态疲惫地跨下民航大巴。三人手忙脚乱地搬动着行李箱里的行李。说是行李，但行李有限，行李箱里大部分是临时决定带到国际图书博览会去参展的光盘样品。其实，大批量的展品早已由书展筹备组的弟兄托运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眼下是他们这个临时集体临时决定再装运部分样片，作为随身物品带出国门去参加国际书展。
对于光盘等音像制品，任铭书先生自是一窃不通，一切均由音像部的两位主任说了，算。排成长蛇阵的国内数十家出版社的一百多号人中的不少人手推肩扛地都带有未及装箱发运的图书、宣传品等等，所有箱子上都贴有“北京一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字样。
光盘要比图书轻得多。按李一帆的说法，有了这些玩意儿，这趟出国的来回机票、食宿、零花钱就足够了。显然，这是准备带到国外去出售，或者有其他用途的。作为展品，出关时不会遇到麻烦。以往不少的音像出版社都是这么干的。
李一帆，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短短的板刷头，衬着一张棱角分明的瘦长脸，肤色红润，天庭饱满，浓眉大眼，高鼻梁，厚唇凸嘴。他肌肉凸出，眼睛圆而有神，那一身随意的蓝色卡叽布牛仔服，使他浑身的肌肉线条得以充分展示，像是一个江湖客，只是脚蹬崭新、雪白的耐克鞋。过于严峻的神态，使他又像是一个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