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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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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蔚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为非虚构类历史纪实文学,内容包括发生在清朝的著名四大奇案:科场案、甘肃冒赈案、刺马案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这四个案子,无一不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且分别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和深刻的背景,能从根本上折射出清朝的政治、军事、社会、民生各方面。

科场案讲述的是科场考试舞弊,关系着清朝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以及利益集团背后的党争;甘肃冒赈案讲述的是甘肃全省官员集体贪污,深刻揭示了封建官僚体系的弊端;刺马案讲述的是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事件,这一重大刑事案件的背后,关系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军事集团的复杂争斗;而杨乃武与小白菜二人被诬陷通奸谋杀,屈打成招,判了死刑,本来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只涉及司法以及民众话语权等问题,却因为机缘巧合卷入了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更由于涉及慈禧太后全力打压湘军的复杂背景,沉冤竟然得以昭雪。四个案子各有侧重,因而各个案情的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

《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一书以大案为焦点和主线,同时也没有局限于案情本身,对大案发生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均作了简略的交代,以更能体现出时代的风云特征。可以说,在这四个历史大案中,浓缩着清王朝二百余年的荣辱与沧桑。

第一章 科场案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奸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楔 子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晚清轰动朝野的一大公案。毕生姑,绰号“小白菜”,容貌出众,同治十一年(1872)嫁与浙江余杭城某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后葛品连患病而死,却被县令刘锡彤诬为小白菜与杨乃武通奸谋杀,并且施用酷刑逼供,屈打成招。小白菜被判凌迟处死,杨乃武被判斩首示众。杨乃武家人为雪冤屈,先后两次千里迢迢进京告状。此案经当时的报纸《申报》报道后,一时间影响非常大,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最后查明葛品连实系病死,并非中毒身亡,杨乃武、小白菜才得无罪获释。

此案并不复杂,却因为案情反复变幻,审理过程曲折,涉及人物众多,才子、佳人、官员纷纷登场,跌宕起伏,并涉及纷繁复杂的朝廷党争,由此惊动朝野,路人皆知。就其知名度而言,堪称晚清四大冤案之首。这起案件历时三年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复杂的案件之一,所引起的关注和社会效应也堪称历史之最。而最后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昭雪,则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和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有极大关系。

壹、顺天丁酉科场案

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农历是丁酉年。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为大比(乡试)之年,因此在这一年的八月,全国各省的省城都将要普行乡试。

各地的考场中,以顺天科场最为重要。顺天科场设在京师北京,凡顺天(今京津地区)、直隶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可以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闱”为试院别名)。同时也允许各地监生、贡生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对于丁酉年的乡试,天下莘莘学子已经翘首期盼了三年。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年,将发生清朝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即使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页。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施行了一千多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种以考试成绩而不是以门第来选拔官员的制度,虽然有其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封建时代,确实是统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范围内、最公正地选拔人才的机制。“学而举则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晋身的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在唐朝时渐趋完善,基本特征是分科考试,择优录取。考试分常科和制科两大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一般试帖经和墨义;进士则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进士科的要求比明经科更高,当时有俗语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说明进士科的难度,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唐太宗扩充国学规模,进士科录取极严;武则天首创了殿试,并增设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殿试只限于武则天当政时,并未成为唐朝定制;唐玄宗时,诗赋则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终唐一朝,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由此可见科举的影响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进士的官职远较后代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从九品下。盛唐著名诗人王维高中状元后,授官太乐丞,即为从八品下的小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唐朝的科举有点类似现代的公务员招考。

宋朝时,除了取士的数量大增外,对科举制度的最大改良当属皇帝加强了对取士过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六年(973)起,殿试正式成为定制,取中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的名单和名次也由皇帝钦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由此减少考官同士子结党营私的可能性。殿试结束后,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然后由皇帝赐宴琼林苑,史称琼林宴。凡于殿试中进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科举经过历代变迁,到明朝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考试制度,共分四级:院试是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大比”;如果赶上皇帝喜庆,也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临时选派。乡试中举,称为乙榜,又称桂榜。取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元。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是中央一级的考试,由阁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又称“春闱”。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则是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

不过,科举制发展到明朝,已经与唐朝科举大有不同,开始明显露出僵化的迹象。就考试的范围来说,唐朝包括经义、时务和经史,而明朝主要是四书五经,其他的知识统统被视为“杂学”。就应试文体来说,唐朝主要是诗赋、帖经、墨义等,而明朝则是八股文。八股文讲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内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华丽辞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根本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清朝不但完全承袭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统治者出于私心,屡次大兴文字狱,在思想上对士人控制更严。举例而言,晚清时,梁启超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参加乡试中举人,被视为神童。但他自己也承认“帖括(为应付考试而设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而他的师傅康有为出身书香世家,自小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却十六岁才中秀才,之后六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失意科场二十年。

唐朝和明清的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二者实行科举的目的就已经大相迥异:唐朝是为了选才纳贤,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为了束缚士人的思想,加强君权。数百年来,八股文扼杀了无数人的创造力,明清的科举也失去了初创时的积极意义,不能造就人才,而选拔出来的人也并非学问出众之人,这也是为什么明清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就默默无闻的原因。但是,对于常人而言,科举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阶梯,过了这关,就是鲤鱼跃过了龙门,就会变化成龙,利禄所在,天下人无不趋之若鹜。

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岁的顺治皇帝突然发布了一道谕旨,内容并非军国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道谕令刚好在大比之年伊始发布,显然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国语(意为满语)骑射”的国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从一出生就要开始进行“国语骑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中止。但自清廷入关后,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八旗子弟发现一旦科举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优厚的俸禄,又可以免去从军之苦役,于是开始崇尚文学,热衷于科举。顺治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多次强调说:“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顺治皇帝不得不以谕旨来强行限制。此则故事固然是出于清朝“以武定国”的传统,却也说明了在金榜题名后的风光荣耀和高官厚禄的诱惑下,科考给人带来的诱惑何等之大,就连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这道谕旨的背后还透露出一点,那就是科举名额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将这些为数不多的名额留给汉人,以此笼络人心。正因为科举从来就是一座独木桥,参试的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的人数,时刻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科举自存在之日起,就与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联系到了一起。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形象,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也制定各种考场规则,全力采取措施确保考试的公正性和录取的公平性。这样,一方面是花样形式不断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却是日益严格的考试纪律和严厉残酷的惩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丁酉乡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去年刚刚顺利册封红粉知己董鄂妃为皇贵妃,心情大好,突然决定有所作为,要对科举加以整饬。丁酉的前一科,顺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称“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见闻杂记》)。顺治皇帝有所察觉警惕,因而不但在选派主考官上格外费心,还事先对考官们告诫说:“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语气十分严厉。然而,科场积弊由来已久,似乎谁也没有太把年轻皇帝的话当回事。

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这是种层层上升的制度,越往上,关防越是严密,作弊越难。且会试、殿试均是在皇帝脚下举行,镇之以天子之威,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不敢轻易尝试。因此,在几级考试中,乡试就成为最容易产生科场关节的地方。

根据规定,凡国子监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学成者(即通过学政主考的岁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参加乡试,人数不限。一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因读书不熟,才思迟钝,连秀才都考不中,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乡试的。但只要打通地方关节,公开纳资捐钱,便可附名府县学,或取得略胜于府县学生员的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名正言顺地取得参加乡试的通行证,不必冒任何风险。不过,要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难度就大多了,因为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报名的考生历来远远高于录取名额。不过,一旦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做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的诱惑相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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