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_孔庆东-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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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至此讲述的其实是自然之声与人工之声的道理，这是几千年前老子讲过的道理。但老子讲的是道理，李广田讲的是故事，是真实的生命经历，它包含了更丰富，也更本质的道理。
接下去，文章转入老祖母给“我”做“琴”。老祖母用一个小白瓶系在高杆上，等待风把它吹响。可是“以后过了许多日子，也刮过好多次老北风，然而那小白瓶还是一点不动，不发出一点声息”。
老祖母失败了，但她所种下的慈爱却开放在小孩子的心里。“现在我每逢走过电杆木，听见电杆木发出嗡嗡声时，就很自然地想起这些。”在往事的回声里，老祖母与自然之声融合在一起。那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大爱，是没有“爱”字的真爱。这样的琴声，使一个小孩子成长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朴实的人，他的文章不是人工制造出的消遣娱乐，而是自然的风，宇宙的风，吹进他心里之后，自然发出的鸣响。在这样的鸣响中，人达到了忘我，像糖入水一样，他，或许还有你，融入了风景。
二 《山水》
李广田的散文，初看似乎平实得不能再平实，然而再看就起了凸凹，三看就有山有水，四看就是锦绣乾坤了。
《山水》一篇，开篇便以平原之子的身份，拒斥那些山水文章，因为它们使平原上的孩子产生了悲哀。在平原的孩子看来，那些山水文字“都近于夸饰”，这似乎有点井底之蛙的味道。然而作者的意图却不是要讲这个道理。因为他承认了自己的自卑：“我原是要诉说平原人的悲哀呀。”
平原上自然无山无水。可正由于无山无水，激发了孩子们对于山水的想象。而在这些想象中，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寂寞。想象与寂寞，触到了人的灵魂。它使人不由得想到，我们喜欢山水，难道是为了排遣寂寞吗？于是，题目的普普通通的“山水”二字，骤然有了立体感，纵深感，读者感到，他所要谈的，恐怕并非是“山水”。
平原的人不满足于想象山水，他们小时想象，长大后就要创造山水。“我们的祖先想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改造他们的天地，于是他们就开始一件伟大的工程。”他们开河，堆土，采石，移木，用了几十个春秋，终于，“从此以后，我们祖先才可以垂钓，可以泅泳，可以行木桥，可以驾小舟，可以看河上的云烟”。原来，改天换地，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梦想。只要人类衣食温饱之后，他们就要试着改变一下世界。住在山区的愚公，要移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而住在平原的人们，却要“在平地上起一座山岳”。究竟哪些山水是上帝造的，哪些山水是人类造的，专家以外的人已经很难分辨。李广田在这里，又讲了一个人和宇宙的故事。他不是说人到底能不能战胜自然的什么道理，不是说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他说的是不管有过怎样的经历，不管有过怎样的想象，寂寞，奋斗，结局，不管是谁战胜了谁，最终，人和自然是一体的，是分不开的，也分不清的。
平原祖先的创造，已经成了历史，那些工程已经只剩下零星的遗迹。深埋在土里的一块黑石，就是“老祖宗的山头”，两块稍低的地方，就是“老祖宗的海子”。然而这一点点遗迹，已足够文明的火种流传。“我在那块平原上生长起来，在那里过了我的幼年时代，我凭了那一块石头和几处低地，梦想着远方的高山，长水，与大海。”文章至此，不温不火地结束，却陡然使读者进入了一种“寂寞”，啊，山水到底是什么？山水就是人么？不少评论家都说李广田的散文是“粗线条”的，恐怕并不确切，在那粗朴的外表下面，李广田的心实际是非常细的，细得那么让人无话可说，细得那么让人忧伤……
（本文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20世纪中国文学名著典藏》）
美丽的毁灭
——闻一多的死亡意识
作为一名现代文学教师，我对闻一多没有进行过专门的个案研究。但我对闻一多这个人是从少年时代就怀着深深的敬意的。这种敬意源自于他的死，他的不同寻常的死。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用激越的语调写道：“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由于毛泽东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权威评价，导致人们误以为闻一多是为某种政治诉求而死。今天看来，“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并不意味着闻一多就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意味着闻一多反对整个国民党。他所怒对的是“手枪”而不是某个党。手枪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敌，能够怒对这样的手枪，恰恰说明闻一多是个真正的为自由而战的战士，而决不是什么“由自由主义堕落到民粹主义”，难道说只有对国家社会漠不关心的逍遥派才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吗？毛选中的注释说闻一多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我那时觉得知识分子中也能有这样的人，的确是了不起。后来又学习了他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不禁更加为他面对死亡的气概所折服。我还以这篇作品代表学校到区里参加朗诵比赛，获得了第二名。后来到大学里学习现代文学，接触的第一首闻一多的诗是《死水》。我隐隐觉得闻一多的生命与某种死亡意识有着联系。后来我当了老师，每当讲到闻一多时，我总是不自觉地围绕死亡来讲。现在我把这点零散的思考谈一谈，就教于诸位闻一多研究专家和诗歌研究专家。
我发现闻一多诗歌中有许多篇什与死亡有关。在他传世的一共不到100篇的诗作里，在主题上明确涉及死亡的，就有《红烛》、《李白之死》、《剑匣》、《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死》、《火柴》、《梦者》、《也许》、《忘掉她》、《末日》、《死水》、《天安门》、《飞毛腿》等十几首。另外还有一些虽不明确指涉死亡但在具体诗句中对死亡有所描写的篇什，那些诗句大多出现在诗的后半和结尾。如《爱之神》结尾：“呸！不是，都不是哦！是死魔盘踞着的一座迷宫！”《心跳》结尾：“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出现“死”字的诗一共有20多首。
闻一多笔下的死，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带有鲜明的目的论意义。《红烛》可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闻一多把红烛分为“躯体”和“灵魂”，“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躯体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烧出灵魂，否则，躯体就是灵魂的监狱。“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所以说，“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烧的结果是“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闻一多明确地总结道：“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里，红烛自身的死亡与外在世界的改变构成了清楚的因果逻辑关系。所以，闻一多实际上把死不看做简单的死，而是看成转生，看成另一种价值的实现。于是，他笔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李白之死》写李白蹈水抱月而死，心里想的却是：“我已救伊上天了！”《剑匣》写“我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因为“我的大功告成了！”《火柴》把一根根火柴写成“樱桃艳嘴的小歌童”，“有的唱出一颗灿烂的明星，唱不出的，都拆成两片枯骨。”《烂果》写果子彻底烂透之后，“我的幽闭的灵魂便穿着豆绿的背心，笑眯眯地要跳出来了！”总之，闻一多的生命观里，死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物”，它既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仪式，又是新的生命诞生的奠基礼。《色彩》一诗中写道：“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当上面画满了红、黄、蓝、粉、灰等五彩的生活内容之后，“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
所以，闻一多笔下的死，或者给人奇异，或者给人怪诞，但并不使人恐怖，并不使人反感。闻一多1922年12月4日致吴景超的私人信函中有这样一段话：“来信谈及生死问题。这正是我近来思想之域里一阵大风云。我近觉身体日衰，发落不止，饮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时时觉死神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咙上比画，不知那一天就要卡死我了。……”闻一多将一种类似唯美主义的情趣贯穿在他的死亡意象中，经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但是又达到一种区别和超越了“恶之花”模式的美学效果。《梦者》一诗写道：“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梦里迸出的星光，那我也不怕死了！”《剑匣》的主人公“展玩着我这自制的剑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烂果》和《死水》都对丧失生命的客体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和雕琢，结果是使客体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烂果中跳出了豆绿的灵魂，死水里争艳着翡翠、桃花、罗绮、云霞，可谓是“烂极生春”，“死而后生”。《末日》一诗更是全方位地发挥了闻一多的格律化技巧，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几方面将死神写得栩栩如生。
闻一多有三首怀念早夭的女儿立瑛的诗，即《死水》里的《也许》、《忘掉她》、《我要回来》。这三首诗写得异常舒缓平静，丧女的悲哀几乎完全被诗人对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绘所洗净。《也许》写女儿的长眠是去听“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乐；《忘掉她》说忘掉女儿“像一朵忘掉的花！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的一声钟”；《我要回来》形容女儿之死是“一口阴风把残灯吹熄”，“一只冷手来掇走了你”。这与后来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诗人似乎对死者所前往的那个世界怀着下意识的向往，写死后如写生前。
由于这种目的论和“准唯美主义”的死亡观，闻一多经常将人的肉体实存看成对灵魂的束缚和监禁。《红烛》里将“灵魂”与“监狱”对称，《宇宙》则说：“宇宙是个监狱”，《美与爱》里也写道：“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心跳》更是一篇要“冲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作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弃生向死”的冲动，《红豆》中说：“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死是我的休息”，《死》这首直接讴歌死亡的诗作更是发出尽情的礼赞：“啊！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显然，诗人向往着一种壮烈的死，一种富于美感的死，他将这样的死视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归宿，“死是我对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闻一多有几首诗写到普通民众的死。《荒村》写战争后的村落“瞧不见人烟！”《天安门》以一个洋车夫的口吻写军警镇压学生，“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听说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飞毛腿》写一个叫“飞毛腿”的洋车夫“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里漂着的尸首。这些死的内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语形式呈现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诗人看来没有诗意，甚至有几分令人担忧恐惧，《天安门》最后一句写道：“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诗人不喜欢这样的死，他在《深夜底泪》中说：“战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闻一多喜欢以高音来结束，以超越来收场。他诗作中的转折处喜欢使用问号尤其是叹号，结尾使用叹号更是成了下意识的习惯，闻一多以叹号结尾的诗作多达五十余首。这成为闻一多生命轨迹的坚实的谶纬。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有《红烛》和《死水》两本，此外的零星诗作屈指可数（《奇迹》，《渔阳曲》，《教授颂》，《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选择。闻一多属于“诗与人合一”型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则是一首节奏强烈，富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昂扬的诗。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爱国》，文中说：
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