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_孔庆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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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心向党中央，从未听说有过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比如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天，工程提前完”。首先这个“完”让人产生疑惑，是“完成”呢？还是“完蛋”呢？更重要的是，工程为什么要“提前完”？一个工程需要多少天完成，应该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需要100天完成的，你50天完成了，质量能让人放心吗？君不见，几乎所有的“献礼工程”，都在节日过去以后，开膛破肚，重新“梳笼”，还美其名曰“多快好省，坏了再整”。所以“提前完”的结果多数是要提前完蛋。最近又流行一个公式化的口号，叫做“某某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很多城市和单位都竖起了这样的标语牌。我刚刚去过的世界头号污染城市太原的街头，就立着不少烟熏火燎、污渍斑斑的牌子，上写“太原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宛如是故意讽刺。回到北京，发现我们小区也立起了牌子，上写“育新花园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但我们中国，凡是靠“大家”的事，等于谁也不靠。中学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创造这奇迹要靠谁”时，都笑望别人唱道“要靠你，要靠你”，而唱到“美好的未来属于谁”时，则都唱“属于我，属于我”。什么事都靠“大家”，还要政府和公仆干什么？
朱自清说：“标语口号用在战斗当中，有实现性的必然的。”（同上）的确，标语口号的“精神变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争年代，在如今的和平建设年代，主要应该提倡按客观规律办事，按邓小平理论办事。可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盖一座楼叫“会战”，谈一次话叫“交锋”，连泡了个妞都叫“拿下”，看来我们还要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底下。不过，如今另外一种口号也包围上来了，那就是商业口号。比如“存款到农行，可靠又吉祥”，我的款是存在工商行的，看来是“危险又泡汤”了。还有“大大方方补肾，踏踏实实做人”，我们这些不去补肾的家伙，从此都成了不安定因素。以前说“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现在则变成了“做女人‘挺’好”，教唆得女人你追我赶比“波段”，满街望去，都是麻将中的“二筒”……胡适气愤地喊出：“打倒名教”，但他这话本身就是一个口号。还是我老人家高瞻远瞩，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我们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打倒过，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打倒过，被“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打倒过，今天正在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和“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所打倒。因此我趁早趋炎附势，高喊一声“口号万岁”，也算混入了辉煌的口号发明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口号照汗青！
（本文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删节、篡改，并被不止一位杂文家抄袭、剽窃。本人郑重高呼：抓贼万岁！）
阿骨打的骨气
女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描写了女真人的生活和他们与辽国的矛盾斗争。这些描写未必合乎史实，但却写出了女真人勇悍的气质和不屈的骨气。我近日读到的一份材料，似乎可以佐证这一点。
《辽史》卷二七载：“天庆二年二月，（天祚帝）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
当时女真人处于原始公社后期，被迫向强大的封建帝国契丹大辽朝贡。辽国皇帝远足去钓鱼，女真的一些酋长不远千里前来捧场。但是当辽国皇帝命令女真的各部落酋长轮流为他起舞助兴时，有个名叫完颜阿骨打的酋长却拒绝了。这在大辽国看来真是尴尬和扫兴，从史书中的特意记载可以看出，辽国人对这一“公然践踏国际准则”的行为是不会不怀恨在心的。起码也要在全国上下造成一种舆论：这个野蛮的阿骨打，真不识抬举！
其实女真人无论酋长和平民都能歌善舞，他们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离不开歌舞，部落酋长一般更是此中的佼佼者。完颜部落年轻的英雄阿骨打不仅是部落的军事行政首领，同时也是巫师（萨满）——即现在东北人所说的“跳大神儿的”，他不会跳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辞以不能”。这个“不能”的意思不是说“俺不会”，而是说“俺不能在你狗日的面前跳这个舞。俺的舞是跳给老婆孩子、父老乡亲们看的，俺们虽然贫穷落后些个，但俺好歹也是个一酋之长，不能在这里耍猴给你看”。
好一个阿骨打，他居然不怕“破坏大辽和女真友好关系”的罪名，不怕大辽国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不怕本部落民众的误解与非议，甚至不怕其他酋长的趁机出卖与陷害，他就在“可杀不可辱”的情况下，毅然地举起了民族自尊、反辽抗暴的大旗。实际上，他的壮举正合其他酋长的心意，正合全体女真人民的心意。多少个没有骨气的民族，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了。落后就要挨打，可能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但落后却不一定就会被打败。被打败的，首先是那些丧失了骨气、丧失了尊严的民族。正是高举着民族尊严的旗帜，后来，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了大金，灭了大辽，史称“金太祖”。
（本文曾被多家媒体转载，并得到中央领导称赞）
回望20世纪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回顾百年”，大多是热烈歌颂刚刚过去的那100年的“丰功伟绩”。我本人对时间是很超脱的，平常对过节过生日都比较淡漠，心情好就是节日，心情不好这节日对我就没什么意义。如果真要把时间之流生生截下一段来，问问这100年怎么样，那么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100年是很糟糕的100年，也就是说人类在这100年中过得很不幸。同时，更严重的是，人类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经常沉浸在各种美梦中。比如沉浸在科学的美梦中，沉浸在革命的美梦中，沉浸在进步的美梦中，总觉得我们的时代很好，比以前好。实际上这100年的不幸——包括直接的肉体上的苦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的死亡数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受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种种酷刑。除了肉体之外，精神痛苦也是空前的。想一想奥斯威辛、毒气室、中国的喷气式批斗，全世界几千万几千万人的杀戮，这是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望尘莫及的。
以前的世纪，人们虽然也经常处在不幸中，但同时也认识到了这种不幸。比如曹操那个时代就认识到那是个荒凉的时代，“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这种情况在文学上的反映如何呢？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两大分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是大面积再现苦难，而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苦难的产物。因为有了苦难才有了现代主义这种变形的表现，现代主义是一种人类思维的苦难变形，所以说整个艺术领域是跟苦难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的人类已经完全丧失了19世纪以前人类那种高贵的气质。20世纪的人类在痛苦之下变得屈辱、卑污。因此从本质上讲，我是比较反对企图美化、打扮、总结“20世纪美好成就”的动机和努力的。对于未来，毫无理由说现在21世纪到来了，事情就会完全变样，一个简单的年份变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人肉筵席的符号性欺骗。
但从另一个角度，从我孔庆东个人来看，20世纪很有意思，这个世纪太好了，我愿意活在这个世纪。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自私”想法。
我不愿生活在很平淡的世纪，我有幸生活在这个世纪，我有幸感受到了这么大的悲痛，也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对于我个人的成长、精神的丰富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说20世纪是一个“民主”不断“进步”的世纪。我觉得这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主有好处，这没有疑问。但是民主经常被简化成“多数人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这一点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出版了一套“新青年文丛”，我本人也混在其中。但这跟“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是无法相比的。在20世纪初的时候，《新青年》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那种文化幻想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真的相信20世纪会消灭苦难。而今天我们的幻想都是假的，90％是报刊的炒作，作者和读者都不相信，只是为了卖报纸、卖刊物而进行“码字”。看一看100年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今天的人真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过去的100年在生活表面层次上，的确是有进步，但这种进步大家都知道，如科技的进步、国力的增长、外交地位的上升，比100年前，是要进步多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警惕这“进步”背后所掩盖的是什么，这个进步的代价是什么，这是许多人不清楚的。按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比如粮食产量，当然要比100年前提高，这种进步是应该的，自然的，没什么值得夸耀的。100年前梁启超等大师们做过很多梦，他们的梦是很伟大也很真诚的，但后来这些梦却没有实现，或者说一半以上都破灭了。到鲁迅的时候，鲁迅开始总结这个梦，鲁迅说我年轻时候做过很多梦，这些梦大致都破灭了，而鲁迅的话并没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后来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做梦。到本世纪下半叶做15年超英赶美的梦，后来做解放全人类的梦。我上小学时被告诉2000年实现共产主义，后来又说2000年实现四化。而实际又如何呢？用骆驼祥子的话说，把我们原来心里的那点儿清凉劲儿，都给毁尽了。
“回望”是为了“展望”，展望未来要有立足点，立足点就是不要做梦，不要再沉浸在做梦上，而是要扑在现实身上，解决“眼巴前”的问题。可能问题解决不了，那无所谓，但靠做梦是肯定不行了。我们既要把自己的梦打破，也不要再相信人家允诺给我们的梦，我们接受人家的承诺、许诺已经太多了。不管这种许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告诉我们全球化多么美好，告诉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将使我们如何如何幸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轻信。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小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力大的除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本文原发表于民航刊物，经补充后发表于韩国刊物）
峨眉山的猴子
在韩国好好住着，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到峨眉山的猴子。
说起来，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龙年，我和师弟张海波、吴晓东三人，以考察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之名，到祖国的西北西南转了一大圈，留下了许多“壮举”和趣谈，比如冒死登华山、拦车闯九寨、乐蜀不思归、见肉就想吃等等。其中峨眉山突破猴围，也是饶有情趣的一幕。
峨眉山海拔3500多米，是我平生除了坐飞机以外登上的最高处。一般的登山者要两昼夜才能登顶，我们三人只用了大半个白天就“一览众山小”了。这比起我们登华山来，还算不上神勇。那时真是年轻气盛，看大江如细浪，藐峻岭赛泥丸。北大要是再多给我们500块钱，可能连珠穆朗玛都拿下来了。
下山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心情和脚步都放松了许多。想到大捷之后，易有小败，我提醒师弟这条路上有猴群当道。报上多次有人撰文描写过峨眉山猴子的顽劣凶悍，我们雪山草地都过来了，可不能折损在这班灵长目畜生的手里。
这时有几伙山民引诱我们坐滑竿。我从小就反感坐轿子坐滑竿这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无耻行径，只有蒋介石、刘文彩那些吸血鬼才会像个瘫痪娘们似的让人家抬着，又难看又恶心。我们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