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体操_刘心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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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糯翱评洌庥肟狗堑涞氖滓髑峡傲魍ǹ掌嚆＃壳耙丫泻芏嘞颜咄嘶氐绞褂玫绶缟饶酥烈∑焉取⒄凵认畹牡夭健Ｄ敲矗痔蹇盏飨蚝未θィ炕褂兄醒肟盏鳎慈衔亲钕冉娜嗽炱蛳低常衷谠庥鰏ars病毒的威胁，倘不慎有携病毒者进入，那么整个系统所起的作用便是以科技手段将那病毒散布到大厦的许多部分，想起来真有点惊心动魄。难道现有的空调技术都成了不结好梨子甚至不结梨子乃至结毒梨子的梨树了吗？那天看电视上，有几位空调方面的专家正在接受咨询，努力地提出应变的处方，以使目前大家使用的分体空调和中央空调能够安全有效地运行。给我的感觉，好比系伞的扣子裂落了，教人如何补缝一粒不易裂落的新扣子，这是必要的，应该感谢他们，眼下也只能这样去做，但更重要的，是镟出替代常规扣子的小木梨。我欣喜地知道，一间因故隔离的大学生宿舍里的几位学伴，他们不仅没有在隔离期间失却乐观与旷达，还利用一部分时间热烈地讨论空调今后的发展趋向，一般家用空调机如何达到开窗对流仍能制冷并不过分耗电的效果，中央空调如何增大室外新鲜空气流入量，如何增添消毒机制，如何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化整为零、使大循环变为分开的小循环。正是“重整河山待后生”，我相信，这些活泼的生命不仅能战胜sars病毒，而且，他们那不懈地镟出小木梨的可贵精神，一定能使他们自己以及我们大家，享受到更健康也更快乐的文明生活。
长吻蜂
去年，我远郊书房温榆斋的小院里那株樱桃树只结出一颗樱桃。村友告诉我，树龄短、开花少，加上授粉的蜜蜂没怎么光顾，是结不出更多樱桃的原因。今年，樱桃树已经三岁，入春，几根枝条上开满白色小花，同时能开出花的，只有迎春和玉兰，像丁香、榆叶梅什么的还都只是骨朵，日本樱花则连骨朵也含含混混的，因此，樱桃树的小白花灿烂绽放，确实构成一首风格独异的颂春小诗。今年，它能多结出樱桃吗？纵然花多，却无蜂来，也是枉然。
清明刚过，我给花畦松过土，播下些波斯菊、紫凤仙的种子。在晴阳下伸伸腰，不禁又去细望樱桃花，啊，我欣喜地发现，有一只蜂飞了过来，亲近我的樱桃花。那不是蜜蜂，它很肥大，褐色的身体毛绒绒的，双翼振动频率很高，但振幅很小，不仔细观察，甚至会觉得它那双翼只不过是平张开了而已。它有一根非常长的须吻，大约长于它的身体两倍，那须吻开头一段与它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但后一段却成折角斜下去，吻尖直插花心。显然，它是在用那吻尖吮吸花粉或花蜜，就像我们人类用吸管吮吸饮料或酸奶一样。并非蜜蜂的这只大蜂，也能起到授粉作用，使我的樱桃树结果吗？我自己像影视定格画面里的人物，凝神注视它，它却仿佛影视摇拍画面里舞动的角色，吮吸完这朵花，再移动、定位，去吮吸另一朵花，也并不按我们人类习惯的那种上下左右的次序来做这件事，它一会儿吸这根枝条上的，一会儿吸那根枝条上的，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或邻近移位，或兜个圈移得颇远，但我摄神细察，发现它每次所光临的绝对是一朵新花，而且，它似乎是发愿要把这株樱桃树上每朵花都随喜一番！
手持花铲呆立在樱桃树前的我，为一只大蜂而深深感动。当时我就给它命名为长吻蜂。事后我查了《辞海》生物分册，不得要领，那上面似乎没有录入我所看到的这个品种，于是，我在记忆里，更以长吻蜂这符码来嵌定那个可爱的生命。于我来说，它的意义在生物学知识以外，它给予我的是关于生命的禅悟。
我是一个渺小的存在。温榆斋里不可能产生文豪经典。但当我在电脑上敲着这些文字时，我仿佛又置身在清明刚过的那个下午，春阳那么艳丽，樱桃花那么烂漫，那只长吻蜂那么认真地逐朵吮吸花心的粉蜜，它在利己，却又在利他——是的，它确实起到了授粉的作用，前几天我离开温榆斋小院回城时，发现樱桃树上已经至少膨出了二十几粒青豆般的幼果——生命单纯，然而美丽，活着真好，尤其是能与自己以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相亲相爱，融为一体！常有人问我为何写作，其实，最根本到一点是：我喜欢。若问那长吻蜂为什么非要来吮吸樱桃树的花粉花蜜？我想最根本的一条恐怕也是“我喜欢”三个字。生命能沉浸在自己喜欢、利己也利他的境界里，朴实洒脱，也就是幸运，也就是幸福。
我在电话里把长吻蜂的事讲给一位朋友，他夸我心细如丝，但提醒我其实在清明前后，非典阴影已经笼罩北京，人们现在心上都坠着一根绳，绳上拴着冠状病毒形成的沉重忧虑。我告诉他，惟其如此，我才更要从长吻蜂身上获取更多的启示。以宇宙之大、万物之繁衡量，长吻蜂之微不足道，自不待言，它的天敌，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想必也多，但仅那天它来吮吸樱桃花粉蜜的一派从容淡定，已体现出生命的尊严与存活发展的勇气，至少于我，已成为临非典而不乱的精神滋养之一。莫道生命高贵却也脆弱，对生命的热爱要体现在与
威胁生命的任何因素——大到触目惊心的邪恶，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冠状病毒——不懈的抗争中。我注意居室通风，每日适度消毒，减少外出，归来用流动水细细洗手……但我还有更独特的抗非典方式，那就是用心灵的长吻，不时从平凡而微小的事物中吮吸生命的自信与勇气。
埋果核
傍晚散步，不知不觉又走到老祁的小院边，他那农家小院里的杏树，把一大片树冠伸出墙头，春天我不好意思用“红杏出墙”揶揄他，现在嘲他句“无果也狂”倒也无妨，微笑着扣他那并未掩实的朱红门扇，他在院子里大声呼我名字，笑我礼多。我进院就看见他又在那边墙根底下埋果核，不等我评论，迎过来的祁嫂就说：“猜猜他又犯什么傻呢？埋的是那回你从海南带回来的人心果的果核！”我忍不住大笑。
老祁比我大两岁，退休以后迁到这村里常住，我因在村里辟了间书房，渐渐结识了些村里的老村民新住户，老祁是近来走动得比较勤的一位。头回被他邀进院里，坐在杏树阴下闲聊，他告诉我：“初见面人家总免不了问我两句话，一句是‘您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再一句是‘您在那儿干什么？’我答出第一句，人家多半是肃然起敬，有的还大惊小怪；可我答出第二句来，人家多半就露出个‘真没想到’的表情，多半也就不言语了。”原来他打从小伙子那阵就入了一个重要的科研机构，工作单位一直没变动过，具体工作么，是当锅炉工。他奇怪我跟他聊了半天，却没提出这两个问题，只是问他有什么爱好。他说他好下军棋，感叹现在连小青年都少有下这个棋的了。正好祁嫂端来沏好的香片，跟我笑道：“听他的呢！军棋那不是他的头号爱好，他的爱好呀，怪得谁也想不到猜不着：他爱埋果核！”
确实，老祁最爱埋果核。也许把这说成是癖好甚至怪癖更合适。据他自己说，大概是结婚不久的时候，有回他吃完一个桃子，也没深想，顺手就把那桃核埋在一个光有土的花盆里了，没想到过了些日子，他都忘了这事了，有天爱人忽然问他：“你往这花盆里栽的什么啊？”他过去一看，乐了，赶紧把那桃树苗移栽到窗根底下的花槽里。那桃树一天天长大，也开花，也抽叶，就是没正经结过果子，但看着那果核变出的新生命，心里头透着痛快，从此他就埋果核埋上了瘾。从平房搬到楼房，阳台上总准备着一溜填满土的花盆，家里无论吃什么水果，剩下的果核，他总要挑出肥大茁实的，晾干后，就往花盆里埋，出了苗的，有的留在花盆里长，有的移到宿舍大院旷地上。有棵枣树后来成了大院里的一宝，年年结出青白长圆的大甜枣，秋天孩子们打下装在大盆里，挨家挨户分，哪家也不嫌弃，都说那是“祁公枣”；但大多数他移栽的果树苗不仅结不出果子，也活不长久；他家阳台花盆里更长期有株埋下甜橘籽结出丑酸枳的小树，不用客人笑话，他自己也常对着它咧嘴。但无论如何，他就是改不了埋果核的“手痒”之癖，特别可笑之处，是他连那些明明知道是不可能在这北方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栽种的果树，绝对出不了苗的，比如荔枝、橄榄乃至人心果的果核，他也还是要挑些往土里埋。
我正在心里琢磨，老祁这怪癖是不是一种心理疾患？祁嫂过来留我吃饭，笑说是请你当个陪客，你干的那行不是最喜欢听人讲故事么，今天的主客可是个“快嘴李翠莲”哩！老祁也强留，我就进屋去吃他们的家常便饭。原来比我先来的客是他们单位一位还在岗上的女会计，“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似乎是过分地讲究卫生，吃饭的时候也戴着白绸手套。那“李翠莲”是特意从城里来看望他们的，席间也未觉得是“快嘴”。后来我和她一起告辞，老祁两口子非要把她送往公共汽车站，我说我顺路就送了她，老祁他们也就没有坚持，只嘱咐
她下回跟爱人孩子一起来玩。我和“李翠莲”一路走，主动说起老祁埋果核的爱好，说你看他们那小院里的杏树，那杏核埋下才五年，居然长得这么高，只是光开花抽叶不正经结杏儿；还有那埋下的葡萄核长出的葡萄秧子，盘在他们屋外菜地篱笆上，好看是真好看，可那些葡萄藤上的果实几年都只有绿豆般大小；这老祁如果真喜好园艺，为什么不买些专业书籍看看，找果农问问，超越这单纯埋果核的幼稚状态呢？
“您说他幼稚？”“李翠莲”很不满意地望望我，然后忽然问，“您知道我为什么大热天也总戴着这手套吗？”我未及吱声，她已经褪掉了手套，啊，她缺失了右手的中指！跟着，她果然“快嘴”，告诉我她对老祁的理解：老祁埋果核，是因为他总觉得每个果核都是一条命啊，他这“惜命”的“癖好”，更体现在他几十年社会风雨里，对身边人们的态度。比如，20年前机关大搬家，她在参与抬办公桌的过程里失手，造成了这样的伤残，那时侯她还是花朵般年龄，这打击该有多大！谁还愿意娶她？正当她情绪低落到不想再活的程度时，有天老祁特意走到她跟前，跟她说：“这不算啥。心里啥也不缺，以后日子准甜！”老祁总是忍不住要凑拢“倒霉”的人跟前，撂下他琢磨好的话，有人听了他这锅炉工的话，没反应；有的听了当时感动，后来也就忘怀；但像她这样的，因为祁师傅埋下善意鼓励的“果核”而度过心理危机、人生困境、永铭心旌的，光单位里就很有一些。一位新近当选为工程院院士的，十几年前被诬陷，在食堂里吃饭都没人理，祁师傅就偏过去跟他坐一处，分香烟抽，跟他说：“黑煤烧红了才好看哩。”例子之多，怕要超过祁师傅埋过的果核……
送走了“李翠莲”，我没马上回书房，在渠边柳林里徘徊了许久。
别临时摆动舌尖
忽然接到30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电话，他说刚从牙科诊所回到家里，不知怎么的就想给我挂一个电话，问询了好大一圈，才得知我的电话号码，听到是我接听，他高兴得不行；我却有点懵懵然，不禁笑问他：“你怎么牙齿有了问题会想起我来？我可不是牙医啊！”他那边笑得更欢，说：“您还记得吗？有一回在课堂上，您出了一个问题后，跟我们说：谁也别临时摆动舌尖……”
我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提醒我，啊，我终于想起来了！
老实说，对于我在中学的教学生活，“文革”前的一段，比较愿意回忆，遇到教过的学生，也特别地有亲切感，“文革”中的一段，则有不堪回首的感觉，那时教过的学生遇到我多半热情洋溢，有的还真诚地跟我说：“原谅那时候我们不懂事。”我却往往还是宁愿把那些因为他们“不懂事”而造成的对我，以及对整个教师群体的从精神到身体的伤害，埋藏在记忆深处轻易不加检视。打电话来的那位，属于所谓的“小三届”，就是在因“文革”突然爆发而滞留在学校的“老三届”都被安排上山下乡去“改天换地”，以及刚进校门课椅还没坐热就被匆匆打发到“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六九届”离校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进入中学的那几批学生。教“小三届”，一方面在“知识无用”的社会氛围里难以施教，另一方面，毕竟校园里的狂暴局面暂告一段落，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也就尽量本着良心，钻些空子，争取多给学生一些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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