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黄河静无声_从维熙-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琢税桑 薄�
我们哗地一声，笑了。
这天晚上，在房檐的滴水声中，我和范汉儒进行分别前的谈话：
“明天，你要卷行李了。传信的任务交给我吧！”我说
“这件事弄得不好会牵连你。”他思忖了老半天，说，“为了叫她知道我的去向，当她经过‘楚河汉界’时，你就象‘敬德装疯’一样，自言自语地说：‘范汉儒那小子，又戴上鸡倌的纱帽翅了’，声音要大一点，好叫她听清楚。省得叫她象雷达搜索飞机一样，在稻田寻找我这个目标。”
“行。还有什么嘱托？”
“我看这就够了。她是个聪明人，用不着多说什么。明天早上四点钟，我要准时给鸡去拌食呢！睡吧！”
房檐滚落着水珠，滴滴答答……
在大自然的“催眠曲”中，他闭上了睫毛。
列车上曾出现了“海市蜃楼”的幻景，不过，时间太短促了
车窗外有敲打车窗的声音。
那不是雨滴，而是雪粒……
北国初雪，车窗外奔跑着的电杆、树林、村舍、山峦，都无一例外地穿起了一身素缟银衫。
我趴在硬卧铺位上，望着车窗外斜飞的雪花，因酣睡而中断了的思绪，重新索绕于怀：对！也是这样漫天皆白的严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些已经摘帽的“老右”，和刑满释放的牛鬼蛇神，通通被装进列车车厢，从渤海湾抛向山西。
白的是雪……
红的是血……
我们挤在吃得过饱的车厢中，惊魂未定地向外望着：墙上书写的一律是“油炸” “砸烂”“血战”“炮轰”……一类刺激人视觉神经的字眼。混乱的街市，疯狂的人群，武斗的棍棒，飘飞的字屑；甚至在娘子关的山峦上，都挂上了“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殷红横标。在团团飘飞的白雪中，那横标象一面浸透了鲜血的长幅布，显得格外扎眼。
昔日精力充沛得象头公牛一样的范汉儒，斜靠在我的肩膀上，紧紧闭合着双目。在车上，他已经一天一夜未进食了，走走停停的列车，一天一夜才把我们拉出了娘子关，进入了晋阳地界。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不愿意离开他经营了几年的养鸡场。但一场十级台风，连“大树”都给连根拔了起来，一片树叶还能顶得住席卷大地的旋风吗？记得，当我们突然接到调离命令时，别人都在忙着收拾行囊杂什，而他却疯了一样跑向鸡舍，抄起了一把大扫帚，只是扫！扫！扫！不停地扫。鸡舍内外倒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可是他那身沾满鸡屎的“鸡倌服”——一身破棉袄棉裤，没来得及换，就登上了卡车。
当时，我们只当是场内的调动，因而并不太压抑。只是“黑姚期”面色阴沉，一直在卡车旁转来转去，似有重重心事。我们宽慰姚队长说：
“过几天，我们集体来看您。”
“您知道我们调到哪儿去，也可以去看看我们么！”
“姚队长！我们到底调到哪个队去？””范汉儒半路插出一杠子，“那个队有养鸡的活儿吗？”
这时，“黑姚期”才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看着周围没有戴“红箍”的造反派，迅速地吐出了两个字：“山西——”
啊？大哗之后是一片死寂。
雪落黄河静无声六
远在关山之外的这个地名，震惊了每个人的心。范汉儒猛然从汽车槽帮里跳下车来，焦急地问：“是我们一个队去，还是都去？”事情如此急迫，他顾不得再保守他的秘密了，“那些女号……干脆我直接对您说吧！我想问问，那个陶莹莹…… 她也调往山西吗？”
“她和你有什么关系？”“黑姚期”惊异不解。
“我求求您，您给田队长挂个电话问一下吧！”范汉儒头上急出了汗珠。
“刑满就业的人员都去。”
“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刑期满了！”
范汉儒用衣袖擦着大脑门上淌下来的汗珠。
“你和她……”
“她是我的……我的……未婚妻！”范汉儒已经无法选择准确的称呼了。
“黑姚期”动情了：“你上车吧！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分场部电话室。范汉儒爬上卡车，两眼直溜溜地看着电话室那扇玻璃门。就在这时，胳膊上早就戴起“红箍”的崔管理员，披着一件蓝棉大衣走了过来。他春风得意地跳上第一辆卡车的踏板，朝一字长蛇的汽车队晃动一下手中的三角旗，汽车的轮子转动了。
“停停——”范汉儒扯着嗓子喊着。
“停停——”范汉儒敲打着汽车舱顶。
“催命三郎”从踏板上看见是范汉儒，示威地掏出腰间的手枪，朝他晃了晃说： “范汉儒，你要敢违抗林副统帅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我处置了你！这是啥子时候？这是战备疏散的非常时期！给你们这群反革命去找个新窝！”“哐当”一声，车门关了，他钻进了汽车舱座。
汽车走远了，走远了……
我们看见“黑姚期”追着汽车跑了几步，就扬起了两只手臂。他象海军在旗塔上打旗语一样，把手连连向下摆动。范汉儒站在行李上焦急地凝望着，他拼命想从 “黑姚期”的手势中破译出陶莹莹命运的秘密来；但距离太远，加上滚起的黄尘遮目——他失望了。
我宽慰他说：“手势向下，是肯定的意思。说明陶莹莹和我们一块出娘子关。”
“别给我说过年话了。”他沮丧地低下头。
“你怎么这么糊涂，要是否定的意思，姚队长会左右摆手的。”
“有点道理。”他微微露出喜色。
“这就是说，她已经刑满就业了。”我充当着福尔摩斯，尽量朝有利于“六点钟”的方面推理，“如果她也到了那儿！老兄，你可就不再是做梦了！”
范汉儒抖了抖肩上披着的鸡屎棉袄：
“我总觉得有点玄乎！”
“瞧着吧！你到晋阳一定会时来运转。那儿出过钟情的‘苏三’，你小子可别当二十世纪的负心汉！”
他低头咂摸着我的话。汽车带起的风，一下吹起了他的棉袄。我一把没抓住，那件棉袄象面风筝一样，飘飘悠悠飞向了荒芜的原野。范汉儒象个疯子一样站起来，张开双臂呼喊着：“让它飞去吧！连同我们的灾难，一块儿留在这块土地上。伙计们！别皱眉头了！哪块黄土不打粮食！哪块土地不长青草，连戈壁沙漠上边还生长 ‘骆驼刺’呢］为什么要象挨了霜打的一样，耷拉着脑袋呢！”
眼下，换乘了列车以后。那些霜打的伙伴，脸上渐渐有了生气，而范汉儒却耷拉下脑袋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象一颗没有支撑力的葫芦，依附在我这个藤架上。
“吃半个窝头吧！”
他摇摇头。
“泡水吃。”
他又摆摆头。
“我说‘六点钟’，别失望嘛！昨天晚上登火车时，车站的灯光那么暗，怎么能分辨出她来了没有呢？”我尽量宽慰着他说，“那么多长头发的女同胞，就是火眼金睛也难以分出张三、李四来。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 “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酉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耙，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象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 “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间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分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记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范汉儒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是国家干部，请你嘴上长点德性！刚才你上卡车时，不是拿出手枪来了吗！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肝，看看我的肠道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从胸膛憋出来这段话后，象喝醉酒的醉汉一样，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撩开衬衣，露出光光肚皮，愤愤地说， “哪位身上带着削苹果的刀子，递给崔队长！让他扒开我的肠胃，看看是……”范汉儒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他有些烧糊涂了。
车厢里顿时炸了锅，“不平则呜”之声，从车厢每个角落传来：
“崔队长！延误了治疗时间，你可要负责任。”
“我们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了！按政策应当有享受医疗的权利。”
“我们要上书党中央，告你践踏劳改政策！”
尽管“啥子队长”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毕竟是没经过大阵势的“雏儿”，在乱哄哄的抗议声中，他有些心虚了。为了不失体面，他咋唬范汉儒说：“告诉你，车厢中闹事都是你挑起来的，你要是啥子病也没有，到了山西咱们再算帐！政府对一切罪犯都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现在，你们去个人到九号车厢里，把随车的医生找来吧！”说完，他匆匆在一张纸片上写了“通行”二字，并签上他的大名后，就到前边的车厢去巡视了。
我自愿为范汉儒去寻找医生，一则可以串车厢看看车里的全部“货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女同胞的车厢中，能找到“六点钟”时刻挂念的陶莹莹。拉开我们车厢的门，我立刻惊异地站住了：陶莹莹正站在车厢和车厢接连的过道上。她不再穿着带有号码的黑色囚服了，上身穿着一件半旧的黑呢短大衣，腿上穿着一条古铜色的灯芯绒的军裤，脖子上围着一条花格围巾——她手提着一个医疗箱，似正想推门走进我们的车厢，但又十分踌躇的样子；我拉车门的声音，使她迅速转过身来，并且发现了我。我欣喜到不能克制的程度，激动地伸出一只手：
“你好！陶医生！”
她持重地看了看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我……我不认识你。”
“不能一获得了自由，就得了健忘症嘛！”我说，“在那块土地上，我不是还为范汉儒同志，装疯卖傻地给你拍过‘无线电报’吗？‘范汉儒这小子又去养鸡啦！’ 当时，你在田埂埝上还向我点头表示过谢意呢！”
“噢！”她的记忆复活了，向我伸出手来。
“为什么站在这儿挨冻？”我问。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串车厢巡诊，走到你们这个车厢门口，不大好意思……” 她很窘。不知是由于她天性喜欢低头，还是当女囚时，低惯了头，她和我说话时，两眼一直看着脚尖。
“你来得正好，总指挥正命令我到九号车厢去找随车医生呢！真想不到就是你。”
“有病号？”
“范汉儒。”
当我把陶莹莹引进我们车厢时，她如同一个受到夹道欢迎的“首长”。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更多的是向她行注目礼。那热烈劲儿，绝不亚于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中，那个女主人公出现在众多粗犷男工面前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