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散文集_严歌苓-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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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听见他的扫帚刷地皮的声音,就赶紧出门去。我把他叫到门岗看不见的地方,怕警卫知道他干私活,对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的起千倾橡胶园,我也会发死。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象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
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的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荳,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籽大有讲究,象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荳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荳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作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份内工作,说好他的工钱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没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来之后,就全归我自己经营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份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象孩子玩过家家了。但来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问这是什么菜,怎么这样鲜嫩。我说就是后院的产品。一直对我的农场打趣的他,这下才重视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他却说他不会用化肥。尼日利亚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买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荳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的过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象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着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存的扁荳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份,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重,象是闯下了大祸,足以导致解雇的大祸。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罢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漏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荳。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荳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梢,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须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荳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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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长跑之谜
t xt ~小 说天;堂
第一次碰到这群奇怪的长跑者,是在旧金山。
那是一个新年除夕,我急匆匆地去赶最后一班轮渡回家。轮渡七点半启航,七点二十五分左右,我还在一公里之外。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贪图阿拉米达岛的优美宁静,没意识到一切桃花源都有赖于与世隔绝,因此这个靠渡船连接都市文明和我们住宅的小岛,到了晚上七点半摆渡结束后,就剩一条通道了——那是一座吊桥,仅供汽车过往。
据说我们岛上一旦发生凶案,罪犯是很那跑出去的,只需把吊桥打开。对于我这个不会开车的人,赶最后一班渡船练出了长跑的耐力和短跑的速度。这一次我瞪着轮渡码头楼上的大钟开始了一公里冲刺。
很快我发现自己混迹在一个不见首尾的跑步者队伍里。这群跑步者一律穿红色礼服裙。
高大的男子居然也能找到合适他们尺码的女性晚装,仔细看,那些晚装多半都是针织面料,可伸可缩,并且十分性感,但供乳沟炫示之处,飞长着丰密的胸毛,被大踏步跨越弄成迷你裙的紧窄裙裾下,一双肌肉铮铮的飞毛腿。
他们中三分之一是女人,自然更加红艳似火,个个如飞奔逃婚的红妆新娘。其中几个人发现了我惊人的跑步速度,七零八落地跟上来,开始提问。
“跑这么快,是去抢啤酒吗?”
“喂,还有三公里才到啤酒站,你这样的速度不等跑到就累死了!”
我顾不上回答他们,心里更奇怪了:什么啤酒,啤酒站?
一个年轻女郎一口澳洲英语,她问我:“你为什么不穿规定服装?”
我发现他们的英文不完全是美国乡音,有英国音、澳洲音,还有爱尔兰音,于是我不顾赶不上轮渡而要花几十块钱乘出租的危险,气喘如牛地跟他们搭起话来。我问他们什么是“规定服装”,他们非常惊异,说“hash俱乐部”通知每个成员,这次“hash”长跑的规定服装是红色夜礼服,不分男女。
我只是在早餐菜单上看到单词“hash”,就是把土豆煮了之后,切成(或剁成)小碎块,再用油煎,是西式早餐里的家常食品,全称为“hashbrown”。据说把肉和剩菜乱切一通,改头换面地重新烹饪,就叫“hashup”,用中国话来解释,就是热剩菜,或者热杂烩。我更好奇了,杂烩和长跑又是什么组合,刚才他们还提到啤酒,这三者是什么关系?
当我问他们什么是“hash俱乐部”时,他们才明白我只是个短期的偶然同道人。他们全是一副没法长话短说的无奈,离开了我。
回到家,我从我先生莱瑞那里打听到,“hash俱乐部”是个国际性民间组织,主要活动是喝啤酒和长跑,可以先醉后跑,也可以边跑边醉或先跑后醉,绝大多数人都选择先跑后醉。他们有队歌、队舞,每次长跑,还有规定服装,偶尔地,他们会来一次惊世骇俗的服饰展示,比如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红色晚礼服。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帮有跑步恶癖的酗酒者”(abunchofdrankswithrunningproblem)。
当我平行于那群为酗酒而跑步,或为跑步而酗酒的红衣男女时,万万没想到几年后我自己也成了“hash俱乐部”的成员。
2004年我们到了尼日利亚,很快就认识了一个腿有残障的黎巴嫩人,他是阿布贾地区“hash俱乐部”的部长,每星期六组织一次由各界酒徒参加的hash长跑。这时我对于酗酒长跑者的历史,也有了相当的知识。
首先我知道它起源于一群驻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英国殖民军官,以及其他侨居吉隆坡的英国人。俱乐部全称为“hashhouseharries”,缩写为hhh。其主要动机是以长跑抵消一个周末过度的暴饮暴食所积累的恶果。而又以暴饮啤酒来弥补长跑的体力消耗和犒劳苦旅艰辛。
我曾经借我的小说中人物说:“无聊一点也不难受。”但到了阿布贾半个月之后,我把这句话改为“有酒的无聊一点也不难受”。每到一个聚会,四面八方是酒徒,周末从星期五下午三点开始,没有电影院、剧场、图书馆、餐馆可去,所以大家都设酒宴,彼此邀请,一模一样的尼日利亚啤酒管够。
因为喝啤酒,也就产生了新词汇,叫“beerrun”,就是出啤酒差,派谁出啤酒差,谁就得挨家搜集空酒瓶,再成箱地运到商店,然后为各家买回一箱箱啤酒。还有“beerrental”,指的是买酒喝酒退瓶,三件事合而为一。因为啤酒进肚子没多久又出来,巡回很快,所以人们认为不是买它,而是租了它。
也就在这类饮酒会上,我认识了阿布贾的“hash俱乐部”部长。黎巴嫩人若严格按“hash俱乐部”部规,官阶是阿布贾kennel的grandmoron,直译就是“阿布贾狗窝的大白痴”。他在这场酒会上就拉了几十个壮士,我和我先生也在其中。
在靠近赤道的地方进行野地长跑,是需要意志和冒险精神的。假如这帮外交官不无聊到一定程度,大概不会以那么极端的形式来抵消无聊。阿布贾一带没有山,但所有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稍微偏离市区,就是野溪荒谷,丛林繁密得如同无人区。
hash长跑每次推选一个小组,负责选择路线,大队人马上路时,再由他们领路,标路线、布置迷魂阵。他们用撕碎的白纸屑标出路线,隔一两米撒一片纸屑。他们还要负责误导人们,把纸屑撒到一条歧途上,让累得垂死、热得冒烟的人们误跑一大段冤枉路。这条歧途有时兜个圈子再转回正道,有时干脆断在蒿草或灌木中,也许在一个小屋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