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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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源头

　　石寮岽。一个殊异的名字，但它和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武夷山脉江西石城县、瑞金市和福建长汀县交界处的高山密林间的小豁口，是赣江的源头。如同这个省份人民的温柔敦厚，它仿佛害羞的少女，未经世事的惊吓，惯于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山麓。

　　这份郑重和矜持，赋予了八百里赣水母姓的恩慈和隐忍。一如赣南女子头巾蓝印花布的色泽和芬芳。

　　流经我们童年门前的小河，对于我们是一件大事。我小时，尚不足以看到更宽广的水域，夏日里每天浸泡在水中，被水洗刷掉的不仅是污垢，也有成长的青涩。终于长大成人，要离开故乡，发现水浅了、枯了、干涸了，类似于母汁。突然警醒，我们的长大，是以付出一条河的生命为代价的。那河流的枯竭自然还有其他人为的因素，复杂、隐痛，一言难尽。

　　我们直到自己娶妻生子，成为父辈之后，才会真正去思想源头。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许多事情，非要经历到这个年龄，才会醒悟到这个事情的含义。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诚言斯哉。

　　我们驱车寻访石寮岽。一脉山泉自峡谷中跌落，惊慌失措，且又掩饰不住地欣喜，那是一个少年的表情。山间植物，散发着浓烈的香气，枝繁叶茂，疏影横斜，清凉而葱郁。点点粉色、红色花朵站立枝头，色彩也是一样的端庄、素朴，和城市栽种在花圃中艳丽的花朵有着天壤之别。

　　昔时读古人诗，最喜有豪气和义节的句子，恰如清流下面的卵石，圆润中藏着刚毅。文天祥在惶恐滩头的咏叹，苍茫赣水难掩一烈士对家国、身世的飘零之痛，其音慷慨，其声铮然。历史轮回到明末，也是汉民族政权在异族的攻克下巢倾卵覆，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其时出家在吉安青原山近十年），因案发，亦在惶恐滩投江自决。不是为一个王朝，而是为着一种文化殉道。类似者还有王国维。

　　循着赣江源头北上，几可见证一部宋明以来的文化历史。其浩瀚与博大，已超越于赣水之上。只是近代工业文明以来，传统文明不可逆转的衰败，与现代物质文明的繁盛，构成一幕舞台镁光灯和幽深背景下的戏剧。

　　转身。回望我们的文化源头，苍茫烟雨中……

　　三、民谣

　　参观一处民居，看到墙上一童谣，觉鲜嫩可爱，抄录如下：

　　大月光，细月光，

　　两只狗子爬砻糠，

　　爬到一块姜。

　　拿登婆，

　　婆在灶背炒田螺。

　　拿登公，

　　公在楼上打灯笼。

　　拿登嫂，

　　嫂在间里捉跳蚤。

　　拿登叔，

　　叔在山上斫乌竹。

　　乌竹尾上有条蛇，

　　吓得叔子眼俩家。

　　这是一首典型的客家民谣。其质朴生动，乃如旧时街巷遇一背背篓、着靛蓝土布裳的老妪手牵一穿红肚兜的白净稚孩。

　　赣南客家童谣，多写有月光、蛇、新人（新娘）、虫虫、鸡婆、竹林，山乡丘陵的生活如在目前。

　　客家方言保留了不少古音，其文明的脉络来自中原。晋代以来，不少北方门阀士族为避战乱，纷纷举族南迁，他们越过长江进入鄱阳湖，逆赣江南下，第一站到的即是赣南石城县，经由此，他们继续往南赴闽粤，下南洋。

　　江西自古以来就是一块伤别离的土地，既慷慨地接纳中原的流民，又在明代洪武年间，经鄱阳湖瓦屑坝移民百万计赣人至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南迁北渡，泪湿长襟，唯有家族的故事和清澈的童谣口耳相传。

　　无法想象，大湖边，期待上岸和等待启程的先民，那样一种复杂、隐痛的心绪。满载尘埃和碎碎马蹄的渡船，落下布帆和星光，前方眺望的南方平原和远处的隐约山脉，如此陌生……抑或是在黎明的露水中升起篝火，背负祖宗的牌位在湖畔长跪不起，哭声呜咽，被凛冽的晨风吹向远方的湖面……——而这一切，在一个孩童的眼眸中，在他夜晚竹床边对着月光不解的思量中，如影如魅，如传说和幻梦！祖母的歌谣，在孩子的耳边催眠，只是这歌谣愈益强化着世界的神秘和动荡。

　　灶角一只鸭婆呱呱叫；灶角一只蛇，以为是你爷；灶角一把台扫，以为是你娘姥；灶角一脚盆，以为是你舅婶；……

　　对一个幼稚心灵的最初哺育，即从这民间歌谣始。这单纯、生动的音律中，回荡着农业文明清凌凌的波光，倒映着家国血亲最初的图像，也萦绕着仁义礼智信隐约的回声。这简洁明快的童谣，和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化记忆有着难以割舍的交集。

　　往时童子发蒙之时，诵读：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虽非此童谣，但是其情思、意象亦然。

　　四、信仰

　　赣南客家人民信奉祖先大于宗教，敬畏道德、自然大于权势与财富。

　　对先祖的追远慎终落实在仪式化的行为里，譬如大量修建宗祠，举行繁复的节庆和民俗，厘清谱牒，对身世源流一清二楚，丝毫不紊乱。一条不断的血脉成了他们最深刻的信仰。

　　石城县琴江镇兴隆村镇武楼东侧，有座建于宋代大中祥符年间的庙宇，叫“后稷庙”，供奉着客家先辈为尊祀太古时期的先祖“后稷”。为砖木结构，内设有正殿、庭院、厢房和戏台。古庙大殿为穿斗式木作梁架，梁倒板绘有龙、麒麟彩画，木柱砖石上亦刻有动物、花草。古人建筑，多喜绘画（或雕刻）吉祥图案、戏曲人物、四时花卉、八仙故事，洋溢着喜庆和热闹的氛围，显得和自然格外亲和。这一点和西方建筑不同，西方建筑多以雕刻、绘画宗教故事为主，殉难或悼念，显得格外森冷和紧张。

　　更多的祠堂，则尊卑有序地记载着族人的荣耀，以激励后进。譬如，坐落在长溪村的赖氏宗祠，明晰地记载着该村祖先，来自中原颍川，300年来，宗族名人尽悉记载。通常，客家人在宗祠里，以悬挂堂匾的方式来表明、记录家族里的优秀人物。长溪赖氏宗祠，就挂有这种牌匾几十幅。

　　祠堂又是学子读书的课堂，抬头仰望间，在冥蒙的光线里，那些鎏金的名字刺激着上进的幼子。那些聪慧、有抱负的学子，自然不待扬鞭自奋蹄。

　　中国古代读书人，也就是士人，虽同今人一般，大多没有宗教信仰传统，但是在他们浸润、接受民族文化始，便已在其灵魂深处播下具有共通性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念的种子，所谓“集体良知”。这一信仰，支撑着他们报效国家、匡时济世。尤其在一个朝代崩溃的时候，“遗民”自裁、不仕、逃禅现象普遍，成为中国文化之独特景象。

　　而这颗种子，即在读书的祠堂里业已种下。

　　在几千年的文化长河中，它已长成一棵蔚为壮观的大树。近百年来，虽诋毁者有之，伐木者有之，而其依然立于狂风中不倒。

　　客家祠堂隐没在民居里，左右房舍勾连着瓜棚豆架，蛱蝶飞舞，鸡犬相逐，有翠绿的柚子树或布满针刺的枣树，在日光下投下一抹清凉的影子，寂静的池塘里，荷藕长得清新可爱，这日常的生活景象里透露着满眼生机。

　　而中国人的信仰有时亦如这寻常景象，平凡物事。

　　（《十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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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刺破王朝循环怪圈的利器（1）


　　李南央

　　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当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长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威胁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上面的第一段引述，几乎即是我读了吴思先生所着《血酬定律》一书后感想的概括。这一感想让我的心情压抑了很久，如同憋闷在一个橡皮大球中被人滚来滚去，遍寻不到可以刺破胶皮、逃出桎梏的利器。吴思在他的书中向我们展示出的是：当帝国主宰的暴力统治走到了极致，超过了平民的承受程度，社会失去平衡，平民起而用暴力推翻帝国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而这个新帝国的正式制度一如既往地虚弱，在潜规则面前继续地一败涂地，导致另一轮的社会失衡、暴力厮杀。“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似乎成了颠扑不破的永恒的“真理”。上面的第二段引述，是我在读过《血酬定律》多日后，做摘录笔记时重温的。吴思先生在这里对帝国制度轮回循环现象的诠释，引发了我的质疑，而这质疑令我心头一亮，觉得发现了他的思路障碍所在。

　　美国开国时，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他的国父华盛顿就是一个农人，卸任后在家务农直至去世。美国的很多州至今依然是以农业为主，而且都是各家各户分散地自耕自种。何以美国会是一个“帝国轮回”怪圈之外不受“元规则”制约的国家呢？吴思先生认为元规则的谬误源于暴力最强者“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他们甚至“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而平民充其量只能是“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威胁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吴思先生或者说他让读者跟着他一起在那一个个“血酬定律”演绎出的故事中无可奈何地接受着“元规则”无所不在的事实，承认“元规则”主导一切的绝对力量，而寻不到冲出怪圈的方法，其症结所在，就是因为陷入了中国帝制正统文化——儒家文化中“追求正义”的误区。

　　作为个人，以正义和道德为自己行为准绳是一种高尚的人生选择，但是若将其作为治理国事、天下事的理念，则绝对要引发灾难。因为“正义”和“道德”是过于相对的概念，无法用法律条款予以界定，不同的阶层，包括治人者、被治者，劳心者、劳力者，儒家、法家，等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性别，甚至同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同一家人中的父辈和孩子……对它们的诠释都会或多或少，乃至截然地不同。孰是孰非？谁能说服得了谁？一定要穷追出个最终正义、道德判决，就必然要落入“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帝国模式。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智慧地避开了“正义”和“道德”这两面旗帜，他们选择了“公正”作为治国的理念，引领着一群欧洲大陆的大佬们根本看不起的乡巴佬，开国伊始即沿着理性的、民主自由的联邦之路筚路蓝缕，不断自我纠正、自我完善地走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这一切与她建国之初和至今所具备的经济基础全无关联。

　　“正义”和“道德”实在是无法规范化的，吴思先生自己也指出，暴力最强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修改正义观念”。1990年年届四十方走出国门的我，对这一现象虽不陌生，但是直到上一届美国总统小布什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战争之后，我才彻底参透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追求“正义”和“道德”的谬误所在。为此，我曾跟女儿在电话里有过长达一个多钟头的争论。女儿说：“萨达姆这个家伙太坏了，总要有人主持正义，管管他，不能让他这么胡作非为。”我说：“你认为萨达姆坏，还有人认为布什太坏了呢。谁的话算数？伊拉克一个弹丸小国，美国占领它当然是举手之劳，但是伊拉克人会认为美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他们的国土上是‘正义’之举吗？如果有一天人家有了核武器，给你美国扔一枚原子弹用更强的暴力向你讨还‘正义’，这个世界还不乱了套？”我不知道在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亲身感受到小布什要在全世界声张他理解的“正义”的国策，造成了巨额的军费开支，转眼把克林顿留下的盈利财政变成了天文赤字，让美国的平民百姓陷入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