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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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什么了，可我能这样，拿开水来烫死他们。’她这是在演习……这是个颇有点书呆子气的老妇人。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
选择了她力所能及的斗争方式。你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吧……敌人就在眼前，纳尔弗城门一带正进行战斗，基洛夫工厂的车间每天遭到扫射……人们在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仍在想方设法眼敌人斗争，这种事例太多了。这种精神特别感动人。”
“我从战场上回来，成了残废，”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讲她自己的经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脊背。伤口不大，可是我却一下子被掀到远处的一个雪堆里。我本来就一连几天没能烤干自己的毡靴——不是缺少柴禾，就是轮不上我烤火。因为炉子太小，而围着炉子的人又很多。结果等我被人发现时，一条腿已经冻坏了。幸亏我在被雪埋住时，还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军犬发现了。它们扒开雪层，把我的棉帽交给了卫生员。我的死亡通知书都填好了，——每人都有这样的通知书，人一死，通知书便寄给家属。人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放到帆布帐篷里，我穿的一件短皮袄浸满了血……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医生想把我的那条腿截去，从膝盖以上锯掉，因为我已经开始患坏疽病了。这时我稍微恢复了神智，不愿意作为一个残废人活下来。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谁还会娶我？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生活中纯粹是个包袱。谁会要我，废料一块我决心上吊自杀……我请求卫生员把小毛巾换一条大的……在医院里，大家都爱逗我；‘这里有个老奶奶，老奶奶躺在这儿。’因为医院院长第一次见到我就问：‘哟，你多大岁数啦？’我马上回答他：‘十九岁……快满十九岁了……’他开玩笑说：‘嚯不年轻，真是不年轻了，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卫生员玛莎大婶也常常逗我。她对我说：‘我会给你大毛巾的，再说你快要上手术台了。不过我还得监视你。姑娘，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欢。你是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呀？’我没话可说……可是，我看到这件事倒是真的：他们要把我送到手术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术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开过刀，可我却以为，我的身子将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头底下，想等没人的时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自杀。床架是铁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铁床上上吊。可是，玛莎大婶整夜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这个年轻姑娘。直到天亮，她哪儿都不去……
“我的住院医生是个年轻的中尉，他找到院长，请求道：‘让我试试吧，请批准我试试看……’将军院长对他说：‘你想试什么？她脚上—个趾头已经变黑了，小姑娘才十九岁，你我要耽误她性命的。’原来，我的住院医生反对手术，他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制的针把氧气注入皮下，用氧气供养肌肉组织……反正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医科学生……
“这位年轻的中尉终于说服了将军。这样他们才没有锯掉我的腿。他们开始用这个办法给我治疗。过了两个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当然，得拄着拐杖。两条腿就象软绵绵的破布条，一点儿都撑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见两条好端端的腿，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后来我又学会了不用拐杖走路。别人对我说：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从医院出来，按规定得休养。可是我怎么休养？到哪儿去休养？去找谁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队，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儿入了党，当时只有十九岁……
“我是在东普鲁士迎接胜利的。已经连续安静了两天，谁都不开一枪。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今都跳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人们在欢呼：‘我们胜利了！敌人投降了！’其实，敌人投降不投降，这对我们无所谓，拨动我们心弦的，是胜利：‘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开始放枪，手上有什么枪就放什么枪：冲锋枪，手枪……后来连大炮也放起来了……有的人抹泪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我活着，我还活着！’最后指挥员开口说话了：‘这怎么可以！你们不赔出这些弹药来，就不许复员。你们在胡闹些什么啊？给我放掉了多少炮弹？’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将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没有人要战争了，弹药应该统统都销毁。最好连战争二字也永远不要说了……
“多想回家去呀虽然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可是我要报答继母的养育之恩……她就象亲妈一样对待我。我后来就叫她妈妈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院长已经写信给她，说我的一条腿被截掉了，我得残废地回到她身边，要她有思想准备。院长答应说，我在她身边可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要我活着回来，这就够了。她十分想念我……
“我们在十八岁到二十岁间离家上了前线，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上才回来。起先我们还很高兴，后来却苦闷透了：我们当老百姓能干些什么？女伴们连大学都毕业了，可我们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行，没有专长。我们懂的，是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尽快摆脱战争的影响。我麻利地用军大衣改成一件外套，连纽扣也都换了。到市场上把帆布长靴卖掉，买了一双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连衣裙时，泪水忍不住哗哗流。在镜子里我都认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们穿了四年男人的长裤啊！我本来可以声明，我受过伤，给震坏了。可是如果讲出来，谁还接受我去工作？有什么好说的，我的腿脚有毛病，脾气坏的很……
“在前线时，男人们对待我们非常温存，很爱护我们。在和平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他们这样好地对待妇女。我们撤退的时候，人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男人们自己穿着军便服躺着，而把军大衣送给我们盖：‘给姑娘，…姑娘得盖盖好……’要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点儿棉花和绷带，也送给我们：‘喏，拿着吧，你们用最合适……’连最后—点砂糖也要分给我们。那时，在男人那儿除了善良和温暖，我们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
“我和我丈夫两人复员回到明斯克时，什么铺的盖的都没有，真是一无所有。他在战争期间任过营长。我们找到一张大地图，它完完整整的，粘在厚帆布上。我们就把地图用水泡开……这样就成了一张帆布床单——我们家的第一张床单。后来，女儿出世时，我们又把这张地图做了她的襁褓……我现在还记得，这是—张世界地图。有一次，丈夫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们快去，孩子她妈，我发现了一个被人扔掉的旧沙发……’于是我们就摸黑出去抬那旧沙发一—深夜去抬，免得被人家看见。这个沙发真使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仍然是幸福的，一点儿都不感到沮丧。每次买到配给食品，都要互相打电话：‘快回家来，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时我们一贫如洗，哪有这些地毯什么的，真可谓家徒四壁……但我们很幸福。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就是由于我们到底活了下来。我们仍在呼吸、欢笑、生活……
“现在我经常应邀作报告。前不久我还向一些意大利姑娘讲了话。听人说，她们都是千金小姐。她们问我，你是战后出嫁的吧？不知为什么，她们以为战争中不能结婚。我对她们说：‘别人都从战场上带回了战利品，而我带回个丈夫……我们有个女儿，现在几个外孙也长大了……不错，我本来是想多要几个孩子的，可是体力、精力、财力都不允许。还有什么好说的……再上学读书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在综合技术学院里当实验员，我喜欢这个工作。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老也老得慢一些……
“两年前，我们当年的参谋长伊万·米哈依洛维奇·格林科到我们家来作客，他已经退休了。他也坐在这个桌旁，我同样是烤馅饼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谈、回忆，他还能叫出我们那些姑娘的名字。”
在我离开之前，女主人塞给我—包馅饼，说什么也要我收下：“这是西伯利亚的特产呐。”我还得到了长长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请把我们所有的姑娘都找一遍吧，她们一定会给你面子的。我们可不是装腔作势的人。你走后我虽然会病上一场，可是我很高兴，因为你认真听了我的故事。让我的回忆永远保留下来……
第06章 “我们只获得了小小的奖章……”
一九八O年，难忘的五月。我已经进行了两年寻觅、采访，往全国各地发出了数十封信。我的私人邮箱也象是成了兵役委员会或博物馆的信箱了；“航空飞行团女飞员玛林娜·拉斯柯娃向您致敬……”；“我受‘铁人’旅全体女游击队员的委托给您写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贺……祝贺您已经开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战洗衣队的战士们向您报告……”。于是我此时仿佛生活在两代人中间——既在四一年的年轻人中间，也在我自己这一代今天二、三十岁的人中间。我的心灵承受着两代人的现实，经历着两种人世生活，它们互相渗透又互相分离，轮番占据我的心灵，最后终于融为一体。我的记忆已经成了她们的记忆，而他们的记忆也就是我的记忆。
有时人们问我：战争还有什么可写的？是啊，我也想过，写满我的活页本、塞满我头脑的那些知识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代的我们，受到的威胁已经不再是人类经历过的那种战争，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巨大灾难。因此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人类的记忆。能够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记忆的轨迹，记忆的图像又是多么繁杂，多么紊乱！——随着日复一日的查访，我愈加深信这一点。可是，更为复杂的是某些人发明过而且今天仍在发明着最可怕的武器的图纸，这种武器不是成千地去杀人，而是要成百万地、把人们连同他们的记忆一起毁灭。而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他具备记忆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可是，怎样才能把人们的记忆精确地捕捉住，并且形诸笔墨，告诉世人？
对于我的会见请求，收信人大都十分乐于协作，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不，这象可怕的恶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或者：“我不愿意回忆！我什么都记不得……我不想回顾往事……”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想写就能写，因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卫生指导员瓦莲京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格罗莫娃在信上说，“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里。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我上前线时简直还是孩子，回来时却成了残废。我尽力不向疾病屈服。我读完了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课，但文科大学却没能读完。这要归罪于糟糕的身体。
“我一直在过独身生活，由于弹伤和震伤，我不能生孩子。还是请您来一趟吧，我们好好谈谈。我没法在信上把什么都写出来……”
“我从前线回来，大夫不许我去学习。该死的战争，该死的震伤……
“我在各地漂泊游荡，我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我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只得了几枚小奖章。我不知道我的生平您是否感兴趣，可我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对别人说说……”一—沃伦诺娃（电话接线员）在信上写道。
女坦克手，少尉亚历山得拉·列昂捷芙娜·鲍依科在信中告诉我：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马加丹地区的极北镇。丈夫当司机，我当检查员。战争一爆发，我们两人就申请上前线。有关部门答复我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于是我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出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表示我们俩上前线的心愿。我们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一九四三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利亚宾斯克坦克技术学校学习，我们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我们在营地里领到一辆坦克。我们夫妻俩都是一级坦克驾驶员，可是一辆坦克里只能有一名驾驶员。于是指挥部决定任命我为‘ИC—122’坦克车长，任命我丈夫为正驾驶员。我们在同一辆坦克里参加了整个战争。我们解放了波罗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