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3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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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午后，林逸青等从新越峰北面下山，沿着山道向北走了五里，进入安宁谷，当日晚在安宁谷宿营。而俄军和日本政府军方面为林逸青等突围一事，老羞成怒，甚至有人开始担心林逸青等会借机逃往乾国，然后引乾国兵卷土重来，所以不仅在沿海一带严密搜索，还特地派出俄*舰在广岛附近海面巡逻，防止其出逃。9日，萨摩军从安宁谷出发，向海岸方向前进，在途中捕获了俄军的密使。其身上有克里斯托夫少将写给政府军山田少将的信，克里斯托夫少将要求日本方面派出援军协助搜索。但因为信使被捉，是以该地日本政府军对林逸青逃脱的事情毫无所知，早上9时，双方在平助以南遭遇，日本政府军很快便被击败。然后萨摩军决定取道三人木。三人木正好是俄军第三师第二旅运输部队的所在地。萨摩军经过路川，11日袭击了三人木，这里的俄军根本不知道新越峰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三五成群的在路边谈笑吃喝，没有想到萨摩军大队人马挥刀杀来，俄军乱作一团，作鸟兽散。萨摩军打通了道路，还在三人木的运输队中抄掠了很多物资，其中有俄国金卢布5000枚，大米1500包。为了迷惑追兵，林逸青还特意安排俘虏向附近的日本政府军送去了大米20苞，和林逸青一起作战的池上四郎对当地村民说：“我军要去柳井，速速准备伙食。”
12日，林逸青等到达岩国，13日又与一队日本政府军遭遇，将其击退，夜里在岩国宿营。遭到攻击的是日本政府军别动第四旅团的一部，他们暂时退往黑天岭，向附近的另一支日本政府军请求增援，计划第二天一起攻击萨摩军。结果等第二天他们攻入的时候，萨摩军早已离开了宿营地。14日，萨摩军在途中又遭遇了一支俄军辎重队。俄军强行征发来的民夫一见萨摩军就一哄而散。别动第四旅团松浦少佐的一支部队前来阻截，林逸青率军直接冲入，但是遭到了政府军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此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战斗中止。夜间萨摩军绕过政府军的防线，继续南行。15日，萨摩军来到人井，在此处也有一个中队的日本政府军，然而一听说萨摩军来了，他们便立刻溃散。萨摩军追杀一阵，击毙了百余人。在此休息了一阵，萨摩军于凌晨1时乘夜前进。16日早晨来到朋冈村，此处有数百名日本政府军哨兵。见到萨摩军也是一哄而散，当夜在梅村休息。17日，萨摩军来到求雨川。此后，18日到达小早林，19日到达吉原，20日早5时，萨摩军在早见与日本政府军交战，战斗一直持续到21日凌晨2时。萨摩军终于突破政府军防线。此战，政府军死伤762人，萨摩军死伤420多人。21日，萨摩军进入到加藤川附近的上田村，袭击了当地的俄军，杀死140人，捕获27人，全部斩首。之后又继续前进，在富山与俄军第四旅的守备队交战，杀死俄军500多人。23日11时。萨摩军终于突破了层层阻击，到达本州最南端的宇部。
由于俄*舰的出现，上村彦之丞判断出林逸青将在下关一带渡海。是以要求萨摩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派出军舰和船队接应，岩崎尤佳也一再恳请东乡平八郎前去接应林逸青，但东乡平八郎担心同俄国舰队主力遭遇，又害怕政府军仅存的几艘雷击舰袭击，一直迟疑不决。上村彦之丞情急之下，自行率“比睿”号铁甲舰出海，会同岩崎尤佳的三菱船队，在下关一带巡视，并派陆战队上岸查探。得知林逸青所部已到宇部，便迅速前来接应。林逸青所部700余人得以乘船离开，成功撤回了九州。
当林逸青成功逃到九州的消息传来后。俄军和日本政府军高层全都恼恨不已，而乾国方面一直在关注着林逸青的那些人，也全都松了一口气。
乾国，天津，直隶总督衙署。
已是深夜了，但李绍泉并没有休息，而是在看着一份纸抄。
在桌面上李绍泉的手边，还放着一张张大幅的黑白照片。照片上，赫然是日本战场萨摩军和俄军交战的情景。
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所使用的武器之先进，战法之新奇，战役规模之大，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不敢想，这样的战争，如果发生在中土，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看过了这些照片，再来重新看当年文博川的遗折，李绍泉愈发觉得触目惊心！
“……洋人为患中土，愈久愈深，而其窥伺中土之间，亦愈熟愈密。从前屡战屡和，迄无定局，因在事诸臣操纵未宜。及庚申定约，设立衙门专司其事，以至于今，未见决裂。就事论事，固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洋人之用心，求驭外之大本，则不系于此，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
“溯自佳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土之间，一逞其欲。韶光年间，肆掠江、浙，自江宁换约以后，觊觎观望。直至粤间教匪滋事，以为中土有此犯上作乱之事，人心不一，得其间矣。于是其谋遂泄，闯入津门，虽经小挫，而其意愈坚，致有庚申之警。然其时势局固危，民心未二，勤王之师虽非劲旅，而闻警偕来；奸细之徒虽被诱胁，而公愤同具，以是得受羁縻，成此和局。十馀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宵旰勤劳，无间隙之可寻；在事诸臣始得遇事维持，未至启衅，偶有干求，尚能往返争持，不至太甚，非洋务之顺手，及在事者折冲之力，皆我皇太后、皇上朝干夕惕，事事期符民隐，人心固结，有以折外族之心，而杜未形之患也。”
“然而各国火器技艺之讲求益进，彼此相结之势益固。使臣久驻京师，闻我一政之当则忧，一或不当则喜，其探测愈精。俄人逼于西疆，法人计占越南，紧接滇、粤，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动之势，益不可遏。所伺者中土之间耳，所畏者中土大本之未摇，而人心之难违耳。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倘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
看到这里，李绍泉禁不住长叹了一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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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四百四十四章 国内暗箭
而今距彤郅十三年“定国是诏”下时，又过去了五年，整个中土，仍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土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土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中土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
文博川所忧虑的“苟安之局”，并没有多少改变！
而自己和众多忧国之士全力推动的各项事业：电报、铁路、海防等等，也仅可以称之为小有所成而已！
李绍泉回想起当年为了兴办这些洋务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自文博川林义哲师徒逝去后，洋务派失去对抗顽固守旧派最强有力的人，禁不住又是叹息连连。
近世中土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建设瞬息万里的电报传输体系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乾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事实上，早在彤郅九年（西历9070年），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已在中土敷设电报电缆。大东公司获取了在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并架通了印度经新加坡到中土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线路，而大股东是沙俄皇室的丹麦大北公司则架设了从海参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到彤郅十年6月，中土实际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之中。这样。外国在中土经商、谈判等各种事项都可以在瞬间传递信息、下达命令，而中土依然故我。不许架设电报线，仍靠马匹驿道送信传令。在这种“信息战”中，优劣对比实在太过悬殊。
电报事业遭到抵制，反对派的最大理由竟是“破坏风水”。在朝中有官员提出架设电报的提议后，工科给事中陈彝立刻在一道奏折中认定，“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土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掌握道德制高清流言官一旦搬出“忠孝”两字，举朝之内便无人敢于抗辩了。
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曾记载说：“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雇用了机敏而无形的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如果在电报线附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立即就会有人造谣，比如说其中一个传信的邪神玩忽职守。从电线里跑出来，迷路了，因此导致祸事发生，等等。这种谣言通常会引起骚乱，暴徒们将毫不犹豫地冲过来，砸毁机器。有一次，因电报线附近某个人生病，一夜之间，1英里长的电报线就被毁坏了。”关于电报的争议。可以说一直吵到了现在还没有完事。
象日本借口讨伐生番入侵苔湾，远在北京的大乾朝廷是靠了林义哲的高速通报舰搞的“船递”才在七天后得知了消息。立刻做出了反应。而正常的关于台湾军情的报告经过传统的“驿递”，竟然花费了一个月才到达京师！彤郅皇帝和仁曦太后大怒。决意架设中土自己的电报线路，而在一些官员适时提出来架设电报线的建议不久，清流们仍然群起上书反对，并再次祭起了“孝”字的法宝，至使中土电报的架设再起波澜！
而除了电报，更加阻碍重重的，便是这铁路了。
在近世中土所面临的诸多新技术中，铁路可以说是最棘手的。而其棘手，不是因为技术有多么的高深、铺设有多么的艰难，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大是大非”！
从彤郅六年起，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在有官员提出修建铁路“以通天下之利”的建议后，福建巡抚李福泰便激烈的上书反对，他指责电线、铁路都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而且，修建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他还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土商人，只要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修铁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土商人修铁路。连比较开通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奏称，“铁路于中土毫无所益，而贻害于无穷。”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认为“以中土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
当时《纽约时报》就曾引用一位叫阿尔伯特？毕克默的美国观察者的话，一针见血地说，“实施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最大障碍只能是中土人民对所有外国人所保持的敌意，以及他们自己的迷信思想。”
“很多中土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破坏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还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
也就是说，该不该修铁路的争议点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修铁路会不会惊动祖先，二是会不会破坏千年的农耕经济模式。
但身为洋务派领袖的李绍泉却知道，这些其实都是表象。对于铁路，老百姓及地方乡绅其实并无抵触之意。因为交通运输如果畅通，便于商品物资流转。带给他们的只有好处和便利。
在中土修铁路的最大阻力，其实是来源于传统的士大夫们的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顽固坚持！
而在那时洋务派官员全都束手无策之时，林义哲却一举破解这个难题！他所采用的办法。也当真匪夷所思！。
林义哲的办法，便是园工！
对于林义哲说动海外华商报效捐资修园一事。清流言官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