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10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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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青牛”之角
李经珊的脸蛋依然保留着北国少女那种艳红的颜色。Δ』月光照在她那特有？22？？肌肤上，出贝壳一般的光泽。
“多温暖啊。”张霈伦把李经珊抱了起来。
“我天生就是温暖的嘛。”
“这儿早晚已经很冷了吧？”
张霈伦明知她那双虽像是半睁着的黑眸子，其实是合上了的浓密睫毛，他还是凑近看了看。
李经珊知道丈夫在看自己，她一直很享受他的爱，虽然他比她要大十九岁。
张霈伦现在已经四十二岁，而且结过两次婚。他的前两任夫人亦皆出自名家。第一个妻子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钦的女儿朱芷香——这位朱学钦先生是浙江余杭人，三十岁考中进士，进翰林院，入户部，是“辛酉政变”当中敬亲王宜欣一派的“四章京”之一，为仁曦太后和敬亲王诛杀承威一党、夺取执政权立过大功。此后十余年，深得敬亲王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时人称其：“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曾伯函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器也。”可惜他死得早，9o75年即去世，不然极有可能像曹毓瑛、许庚身那样，飞黄腾达升入军机处。而张霈伦与朱小姐结婚，是在他中进士之后数年，算起来，至多四载的落差，张霈伦没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
张霈伦的继室边翠玉，是边宝泉的女儿。边先生属八部“金猊”部夏军籍。他是彤郅二年进士，从陕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闽浙总督，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独当一面，比朱学钦还要显赫。但他的女儿却于光旭十二年去世，使得白人送黑人，亦是一桩悲事。
边夫人故世之后，张霈伦一直未能续弦。众所周知，在中土古代，如果一个女子先后两次结婚，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终，那么她必定背负“克夫”、“白虎星下凡”的恶名，再想找第三任老公，估计就有点困难。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男子。说起来，张霈伦的命亦够硬朗，克死两位如花美眷之后，还能遇上“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直隶总督李绍泉爱女李经珊，尽管岁数大了点，可论品质，论家世，再对比张霈伦的中年丧妻，这姻缘怎么算计，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
张霈伦的官现在做到左佥都御史、侍讲学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现在是以三品卿衔会办海防事宜。三品职分，对“学而优则仕”的古典知识人来讲，已经不算小，可却匹配不上现时张霈伦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声望。彤郅、光旭年间，有“二张”齐名，他们都是河北人，亦为好朋友，一个即张霈伦，另一个是张芝栋。后一张的年纪要大上十多岁，科名更要早一些，可两人风光的时候，却是难分高下。光旭七年，张芝栋跳出京城的政治漩涡，出任山西巡抚，对照之下，张霈伦的仕途止步于“卿2”，尚没有“转正”。
二张均是进士出身，点翰林，作学士，以弹章撼动时世。当时有“翰林四谏”的美誉，除了这两位，还有渤族宗室宝廷和陈葆臻。好事的时人将绰号“铁汉”的邓载修加进去，合称“五虎”。这一时期以弹劾官员出名的人，除他们几个之外，尚有吴大成、刘恩普等。待这帮人抱成一个团，便有了另一种说法，叫“清流党”。其中以张霈伦的风头至为劲爆。
时人曾评价张霈伦“仪容俊伟，善辩论，好搏击。官翰林日，频上书弹京省官吏，封章多于台谏。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西宫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霈伦为主盟。”
其实“清流党”的领导核心，不是张霈伦，而是张霈伦的老师，大学士、军机大臣、有“相国学士”之称的直隶保定府人李高阳。
时人谓：“李高阳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旭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惟邓载修、边宝泉无所依倚。高阳每入见，凡承旨询问，事不即对，辄叩头曰：‘容臣细思。’退朝即集诸名士密商。计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纷纷上矣。南皮张芝栋，丰润张霈伦尤为鸿藻所器重。”
“张芝栋、陈葆臻、张霈伦多以公马是瞻，彼等所上奏摺，亦先得公之同意。”
当时还流传着更生动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有牛头、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说，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牛头当仁不让指李高阳，是为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张霈伦、张芝栋为青牛的双角，犀利好斗，专门用来触人；陈葆臻为牛尾，宝廷为牛鞭，王懿荣为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纷乱杂多而无以计数。更有人进而言之，遇要事，李高阳一般不大出面，张霈伦才是真正的牛头，他头上的一双角再也厉害不过，凡被触及，必受巨创。
张霈伦曾有诗句抒写其谏诤业绩：“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魄十分雄大。有人统计他于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随后还有赴俄使臣崇厚、军机重臣王文绍。这一数目，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
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也都给张霈伦弹倒。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样样精通。他在河北道任上，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本来已经定案，可临刑之时，王树汶大呼冤枉，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刑部复查，终予以平反。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或免职，或降级。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江按察史，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追究责任，适可而止，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但在光旭九年，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与陈家既无冤，亦无仇，却还是参上了一本，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结果，清廷下谕，拟追加处分。这下陈宝箴不干了，他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吾当不恤自明，籍其覆，备兼听。”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