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一个 文章合集_韩寒-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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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目的地的时候，车上的男同志离开了一分钟，到院子里去叫人开大门，同样也是空手下的车。



　



五，从时间上看，唯一有可能“作案”的人就是我。



　



想到这里，我的后背有点儿发凉，头皮有点儿发麻，天灵盖好像都要开了……



　



还好，支持我把这件事情的原委都写下来的唯一动力就是那个男乘客微微的笑意，还有对我说的那句话：“车费总共198元，给您200，不用找了……”



　



2011年11月24日　多云



　



今天北汽给我们一分七队的司机在海军总院做了体检，有很多师傅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012年04月19日　阴



　



有点累。　



　



2012年11月10日　没出门没看天气



　



作为一名合格的出租司机，首都窗口行业精神文明的传承者，相信同行们都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客人上车后，我们按程序规定是首先问好：“您好，请问您去哪里？”客人肯定会告诉你，我去……这时，接下来的情况可要值得讨论了，一般的新手的哥会接着问到：‘咱们怎么走？”得！您哪里知道这话一出口，就无形中给了客人两种感觉，一是：您是新司机，对道路不熟悉。乘客心中产生了反感的情绪，你是司机怎么还问我怎么走呢？二是：乘客认为您是在试探他是否对道路熟悉，企图为绕路做下伏笔！这样一来您就和乘客之间有了隔阂。接下来的运营工作就不好完成了。我对这类情况的处理方法是：“您习惯走哪一条路线？”这样会给乘客一种暗示，那就是我对行车路线是了如指掌，只是对乘客所选的路线给予了最大的尊重。这样与乘客的沟通就会相当的easy　，可以向客人介绍又快捷又经济的行车路线，同时为客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人类发明语言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沟通彼此的思想用以支配行为。由于我们这个行业有着它的特殊性——服务至上，所以就要求我们讲话应该具有一定的幽默性和亲和力，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要平时对生活细心观察、总结，多听、多看一些知识性强的文艺作品，在自己的大脑内存中永久储存，关键的时候输出定能取得好成效。记得有一次在机场运营，刚出了收费口车上的女乘客就说：“师傅，我朋友告诉我到建国门半小时就够了，麻烦您快点，我赶时间。”我对她说：“您朋友开飞机的吧？别的交通工具在下班高峰可开不到。”她一听就笑了：“没关系您尽量开吧。”这就是幽默起到的作用。



　



《论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啊。现在我们的司机师傅职业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不晓得的事情千万不要妄加评论、信口开河，您哪知道旁边坐的是哪路高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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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10　安慰时光流逝

txt！小！说！天。堂

作者程菁旭



　



我本来一头乱卷发，因为疼滚来滚去的时候就更卷。不疼的时候我去找走廊最末端病房的多米尼克坐着，镇静的药让我目光柔顺地看着他。我感到我全身柔顺，连头发也变软。多米尼克是个美国佬，自从上个月乱拨医院内线电话拨到了我的病房，我们就开始互相骚扰，扯些有的没的。我看着他，五十多岁的人，脸上久病的颓唐像两条青虫在眼眶里流动。



　



　



“术前检查怎么样？”他问我。



　



“血常规几项，该阴的都阴，肺不肿了，心率还失常，第一次收到来自肝脏的坏消息，我要全面落幕了。”



　



“那手术呢？”



　



“照做，不过主刀苏正在和放疗科吵架，说我年轻，放疗冒险，一直不给签字，正在吵。”我说：“我下午再去哭一场。”



　



　



放疗对我的帮助其实只是预防伤口增生，彻底封闭扩张的血管，让手术的痕迹不太难看而已，啊我为了这个已经苦苦扭动了一百多万年。苏一直给我开刀，苏明白我，知道有种风险对我来说是扯淡，说我们控制射线剂量就好。直到我对着放疗会诊的几个医生流下淡墨色的眼泪（对我住院也浓妆），他们围拢过来，抚摸我的肩膀，把我叫做“小”＋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说你才23岁，其余器官致癌或者将来计划怀孕发生畸形这谁也说不好太犯不上了阿。我卖萌失败，又感到顿时衰老。去诊室水台前补好妆，回来看到会诊结果报告上又一次印着三个黑字“不适宜”。



　



　



多米尼克也这样觉得。我扯扯他的领口，患者的蓝条纹制服，他开过胸的那条红线漏出来。问他：“你难道和那些家伙一样也要说我需要心理建设大于一切嘛？”病人常常口不择言，我这种人就更甚。晚上八点，我和多米尼克在医院的公园散步，灯不好，一闪一闪飞虫乱撞，我们两个想起来应该跳个舞，于是就磨磨蹭蹭地绕着水池进退。水池里的乌龟追攻金鱼，一条被咬下鳍翅的鱼棍浮在水面乱扭。北京的夏天比我家的夏天气温略高，多米尼克说，再过几个月，你就能跳得更好了。我说对，是这样。



　



　



我的手术，要拆掉左侧股骨的一根髓内针和几颗横钉。我用手机录像全程观赏直播，分散了不少注意力。苏在我腿上拨弄肌肉血管，我突然眉心一酸抖了一下，苏立刻刀剪镊举离我。我示意他继续，苏说：“哎呀你这个著名的喷嚏声，我听了他们在谈你的时候都好想笑。”“他们都说什么啦？”“说你很小声的，像在掩着脸捏着鼻子。”我又笑得抖了起来，对苏说我为此被嘲笑多年了阿。其实我是个真心的不自然人，直到有次听到别人说我扭捏，还微微悲怆了一下。



　



　



我们两个笑了几十秒，但觉得应该手术第一。苏把我缝好的时候，离麻醉失效还有很久。我整理好衣服单腿跳下手术台，说你们不用管我了，我自己走回病房算了。握着轮椅扶手在手术台旁边侯着的护士错愕，苏说行吧，哎呦她久经沙场了。多米尼克在手术室外的长凳上等我，见我出来，走到我的左侧让我挽着手臂。



　



　



第二天是多米尼克做腰穿，疼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握着他被医生反扭到背后的右手，不断埋怨和他有关的孤独和这异国他乡的苦痛，埋怨人为了不死需要作出的巨量的努力。事结束后，我想到自己，趴在他的床边神经兮兮地问他，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人呢？



　



　



他灰色眼珠，床头灯让他的瞳孔聚拢成一个极小的黑点，说当然。然后累得闭上双眼睡着了。



　



　



我回到自己的病房躺好。这世上一切都不会过去，并且安慰全无。



　



　



一个女友有天惊闻我在住院的状况，劈头盖脸的一个电话过来。我在楼下的花坛边坐好一五一十地对她回答问题，挨骂，聊天，我说”我可能也不是非常需要快乐“的时候，一个给我会诊的医生刚好交班完毕，从我身边路过，回头看我。我右手举着电话，只好用夹着烟的左手跟他挥挥。那以后他再见我，经常姑娘阿姑娘阿地叫我，巡房的时候问东问西关切更多。前些年我和苏刚刚相熟起来的那时候，苏好像也是这样，慢慢从我的医生变成一个对我非常温柔的人。



　



　



而大多数时候还是非常清静，我无聊的时候给多米尼克读诗，有一次：



　



　



“chamber　of　blossom；not　a　petal　spilled；



　



yesterday’s　japanese　cherry



　



—you　and　i　charmed　inside　the　glow—



　



by　evening　had　borne　fruit：



　



　



a　whole　day　in　beirut



　



—according　to　the　radio，



　



the　first　since　january—



　



with　no　one　killed。”



　



　



多米尼克说，读点叶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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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11　广电总局的忧伤

t…xt…小…说…天。堂

作者马良



　



1978年吧，或许更早，我们家有了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我搞文艺工作的父母，得到某种特批或者是什么人的协助，以研究新的文艺形式为思想前题，得到了购买电视的机会。电视机来的那天下午，楼上楼下好几个小孩子都来了我家，这事儿已经传开了，大家等着我爸妈带着这个神秘的物件回来，等了很久，楼上的小星带了好几样零食，分装在那种吃别人喜糖后存下的带着喜字的透明小塑料袋里，在我坐的桌前仔细地把一个个袋口张开，围着我半个圆圈，谄媚地张着嘴，像是一窝神经质的小鸟。隔壁的阿妮头把平时从不带出门的一个用电池驱动的小电风扇也拿来了，风扇一个劲地面对着我摇头。东西还没进门，我的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陡然间不一样了。于是我越来越焦急起来。



　



那天挺晚了，快到了黄昏时候，他们才回来，爸爸把电视机纸箱子用绳子牢牢固定在自行车后座，自行车后架上还预先装置了2条木板，为了让纸箱保持平稳。我爸在前面走，妈在后面断后，并一路仔细观察纸箱子安全，说是从电视机厂骑回来整整用了3小时。我是个有超常记忆力的人，我能记得我经历过的生活里无数的细节，甚至当时我观察事物的顺序，那些气味和触觉。可是那天电视机到了之后，从车后座卸箱子打开包装等等细节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许是太激动了，我的脑子根本就没有运作。直到我爸在高高的五斗橱上为电视机寻到了一个合乎尊贵身份的位置，我才从狂喜中稍微恢复一点儿，细细观察起这个叫做“电视机”的神秘物件，五斗橱很高，我很矮，站在近前我根本看不见它，往后退又嫌太远。于是脱了鞋子拉开抽屉，脚踩在抽屉里登高，这才看的明白。这是个现在想起来极小的方块小机器，荧屏没亮的时候是灰色的，鼓胀得圆圆的9英寸屏幕（可怜的，只有我现在用的手提电脑屏幕的四分之一大小），灰色四边有一圈黑框，实际可以显示的画面其实更小。机身是大红色的塑料外壳，面板是黑色的塑料，只有一个频道拨盘，两个旋钮，一个是开关，一个是音量。机器的后脑勺上有个可以拉伸的天线，我爸另外配了一个环形天线，还有一个放在屏幕前面的放大镜，塑料放大镜，离开屏幕十厘米左右，可以把9寸电视画面放大到12寸吧。我站在高处，向低我一等的小孩子隆重介绍了这个电视机的各种情况，他们还会问些问题，拜托我一一查证，例如里面有没有灯泡等等。其实我有点心虚，因为电视机我也是第一次见，它对于我来说，和学校宣传栏里画的卫星火箭和机器人之类的东西一样，差不多等同于四个现代化，是小小的我充满敬畏的高科技领域。当然，我把这种不该暴露的年少无知状掩饰得很好，一边像专业人士一样解答着小伙伴的提问，一边心里油然生出几分得意，虽然只高出这一抽屉，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了，我甚至觉得已经掌握了打开科学之门的金钥匙，已然和背后这些无知的小孩子们渐行渐远了。



　



其实那时电视只有两个频道，而且收视效果很差，需要花很多时间调试天线的位置，荧屏上一片雪花，喇叭里都是刺耳的噪音，父亲小心地微微摆动着天线的角度，哪怕很小的移动都会将已经几乎可以看清的画面毁于一旦，终于找到清晰的画面是需要欢呼的，父亲有时会用尼龙绳拴住天线，用钉子固定在旁边的大衣橱侧板，生怕不小心移了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个天线角度又没了，可真是个让人气羸的事情，我爸爸总是花很久时间去搞这个，因为两个频道，需要不同的俩角度，来回折腾难免失手。某次我上手摇摆天线，竟不料一触即好，从此只要我在，我妈就不让我爸去调电视了，说他远没有我有这个天赋，我为此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如今回忆起来这个活儿可真是不简单，有点神秘主义色彩，和在人间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伴侣一样需要运气。



　



之后我们家的生活起了变化，因为左邻右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