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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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像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一百一十一个县，除十五个县以外，其余的分为最重灾县、特别重灾县、重灾县、次重灾县和轻灾县），饿死了那么多人，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呢？
万般无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几个保长一起到县城里请愿，向县长大人磕头求情。县长禹升联抬手赏给每人一个大嘴巴：“没得商量，没得商量！缴不上军麦，我和你们都一样，统统杀头！”
在县里督察军粮的是汤恩伯部十三军的队伍，领头的军官说：“别以为你们是老百姓，耽误了军机照样军法从事！”
王三官从县政府里出来，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说：“饥荒日久，善门难开。这个年月只能顾着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姐夫也说：“咱们自家的军麦，我可以想办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灾粮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军队的事情应付了再说吧。”
赈灾粮就要到了？！这可是个绝处逢生的好消息。
罗小扁担的三个儿子在村公所里啃烧饼。
七岁的金豆慢慢地嚼着，吃得很仔细，好像回味无穷的样子；五岁的铜豆一边哭一边吃，他的门牙快掉了，碰着烧饼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开嘴哭嚎几声，然后再继续啃……最小的铁豆才两岁多，一会儿舔舔烧饼、一会儿吮吮自己的小手，好像对烧饼和手指头哪个味道更好颇有点拿不定主意。
烧饼是王三官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他看着三个孩子的吃相，觉得挺好玩：“金豆、铜豆、铁豆……有问题呀，罗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没问题，这倒霉日子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么！要是再生一个，就得叫土豆了。”
罗小扁担的话虽这么说，脸上却是蛮高兴的。王三官从县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马上就要“赈灾”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这使得困境中的人们觉得有了盼头。
当然，王保长也把“征收军粮，没得商量”、“耽误军机，军法从事”的话也重复了一遍。俞二算盘、罗小扁担就到各家各户去搜集麦子，翻箱倒柜地凑了一两千斤，虽然距离上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够应付过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边要为军粮的事情提心吊胆，一边要催促各村把进城乞讨的人喊回来，还要眼巴巴地等着领取救济粮。
政府赈灾是有条件的，明令各乡必须“阻止灾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坏抗战局面”，一战区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阳市已经发布“整顿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讨，同时要求各县待灾民返回乡里之后再发放赈灾物资。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大雨过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着补种谷子、荞麦、萝卜之类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虽然现在没有吃的，但如果赈灾粮能够发下来，帮大家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难关、熬到秋后，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赈灾粮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赶到县城，先是开会，然后是抓阄抽号。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粮库一问，才知道是五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一千斤用花生壳磨成的粉。这是什么赈灾粮？而且，这么些东西，摊到十六保的老百姓头上，一个人还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帮他把这倒霉的号码调换一下。姐夫说：“换什么？有花生壳就不错了。换成别的也无非是谷糠或者麦麸，数量还没有这么多呢。”
“报上不是说，政府给了两亿元买粮食吗？”
“两亿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员会手上就不过八千万。”
“八千万也能买不少粮食呀！”
“粮食当然有，过两天你就可以看见了”，姐夫冷笑起来。
过了两天，市场上果然有麦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这些麦子在陕西的平粜价是每斤十元，从“河南省平粜委员会”手里倒腾出来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转到市场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这个高价粮，只得继续饿肚子。
饿肚子也不行，国军来催收军麦了。
人人都说汤恩伯不服蒋鼎文的调遣，可这次收军粮，第31集团军（汤系部队，总司令是王仲廉）却最积极了。驻舞阳的十三军八十九师荷枪实弹、带着民团下乡催粮，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红薯，非要麦子不可。国军来到保和乡，王三官磕头作揖、讨饶求情，讲了一大堆“海阔天空”的好话。没有用，带队的官长说：“军令如山，麦子数额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谁不交足军粮，以汉奸罪论处。”
当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户的顶梁柱。这下子，远近五个村子全都炸了窝，哭天喊地地乱成了一团。
大洼村的罗小扁担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罗大扁担就来请王三官当中人，他要卖地了，卖了地再去买麦子，赎回儿子。
买方是小洼村的“杨黑驴”。
杨黑驴原本是个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钢市）烧炭，凭着一头小毛驴和自己的吃苦耐劳挣下了一份家业。虽然成了地主，可杨黑驴的日子过得比穷人还节俭，人家当长工的一年还吃两回饺子呢，而杨家每天除了“红薯糊涂”（用红薯和大麦熬的汤面）就是南瓜饼子。他家里好像从来不做新衣服、也不点油灯，白天衣衫褴褛、晚上黑灯瞎火，用杨黑驴的话说，“是饭充饥，是衣挡寒”、“灯头亮、屋里明，照来照去能照穷”，总之是“赚的不如省的稳”。
就这么着，大灾之年，别人倾家荡产，杨家却还能置业买地。今年闹蝗灾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麦子都被蝗虫毁得精光，可杨家的地里种的全是红薯和花生，蝗虫不吃这些东西，倒让他稳稳地收获了一场。因此，现如今，十六保有能力买地的也只有“杨黑驴”一家了。
买卖土地，离不开中人的说合。因为对出卖方而言，卖地是“破产”，一方面急需要用钱，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守不住家业，丢脸、开不了口。所以要请旁人来帮忙讨价还价。
担任中人的经常是保长，除了争论地价外，还要争论土地所带的钱粮数。
“杨黑驴”买地精得很，情愿多拿两百块钱地价也要把田赋降下来，人家“罗大扁担”家的明明是上等的好地，可他却只肯带下等的田赋（土地分五等：上等、中等、下等、下下等和“等外作田”，所带的钱粮各不相同）。王三官和俞二算盘拿着田赋清册和他讲了好半天，不管用——杨黑驴的主意很明白：地价是一次性的，而钱粮却是后代永远的负担，“钱粮一分，压煞子孙”，非要降下来不可！
“罗大扁担”救儿子的心切，一咬牙，只好答应了。
买卖成交，照例是由买主办宴席，请卖主、中人和该地四邻土地的主人吃饭，公开证明买卖事宜。当保长的王三官和当“地方”的俞二算盘需要事先写好地契，注明土地的坐落、面积、四至、所带钱粮，还要办理契税登记手续。
按常理，“置业”请客是件挺隆重的事情，不摆个“八八”（八盘八碗）也要摆个“四四”，可杨黑驴小气，连白面烙馍也没有，上的是包皮馍（在杂粮窝头的外面裹一层白面）配萝卜丝。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也就没说什么。
正吃着，刘寡妇带着十岁的儿子来了，一进门就坐在地上、又哭又嚎，杨家人使劲撵她也撵不走。
刘寡妇原本也是有田地的，可年初的时候，这女人和孩子饿得顶不住，才四十斤杂粮就把仅有的两亩地卖给了杨黑驴。通常，乡下人买地，一不买“寡”（孤寡户的地）、二不愿买“绝”（人家最后的土地），因为这种买卖等于是断了别人的生路，不仅显得不仁义，而且还容易惹麻烦。可杨黑驴子贪便宜，硬是把寡妇家的绝地买来了。结果，刘寡妇和孩子吃完了几十斤杂粮就只好去要饭，现在听说杨家又在买地请客，于是就上门乞讨来了。
刘寡妇母子在旁边一哭一嚎的，勾起了罗大扁担的伤心事，“守不住家业，没脸去见祖宗啊……”他也抹起眼泪来。王三官看得心里难过，连忙将手里的“包皮馍”递给孤儿寡母，说声抱歉就先走了。杨黑驴眼看着自家的一场“置业宴席”被闹得怪没意思，恼羞成怒，抬腿就踢了刘寡妇两脚。
没想到，这一下，惹出麻烦来了。
刘寡妇的儿子年纪不大，心眼却不小。这孩子恨极了杨黑驴，连夜就去找到“二大队”，说自己知道杨家的粮食和钱财藏在什么地方，愿意带路抢劫。
这个“二大队”，名义上是土匪，实际上是舞阳县民团团长、“挺进军”总队长关震亚的队伍。
大概是从孙殿英开始，河南的“官军”就学会了一套“放外队”的招数——因为官军的编制是固定的、经费也被上面管得挺严，所以，“杂牌官军”的头子想要扩大队伍，就派几个骨干、带着些人枪出去当土匪。这些土匪在外面绑票抢掠、拉人入伙，官军当然是一概不管，等土匪们把队伍搞大了、危害地方的情况严重了，政府自然会拨出经费、提出赏额，要求限期恢复治安。到了这时候，官军就和土匪演一场“招安”的双簧戏，既有了功劳又扩编了队伍——这种“放外队”的闹剧，其实就是场官匪勾结、祸害百姓的把戏。
黄昏时分，“二大队”的人马围住了小洼村，把杨黑驴的一家老小捆了起来，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村里人没有一个敢出头的，王三官虽然害怕，但想着自己是个保长，只好硬着头皮去给土匪磕头、求情讨饶。
“二大队”的首领姓崔名巍，匪号“山连山”，是个东北人。他居然也知道王三官的名声，王保长罗嗦了半天，人家虽然没听进去、却也没打没骂，还搬来一把椅子，笑着说：“你是个大善人，请坐下，看我们恶人如何行事吧。”
说真的，那杨黑驴也确实会动脑子。他在后院的菜地里挖了个地窖，窖口铺着厚木板，垫上土，又在土上种蔓青，一般情况下，任谁也想不到蔬菜的底下会有个藏宝洞。可不知怎的，这个秘密居然被刘寡妇的儿子发现了，当即就带人刨开了洞口。
眼看着自家的粮袋子、钱罐子、包袱皮子、账本子……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被土匪们掏了出来，杨黑驴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土匪也有“匪道”，不烧房子不填井，抢了浮财不伤人。临走的时候，那位“山连山”对坐在椅子上直哆嗦的王三官打了个哈哈：“隔山打雁，见者有份。保长，你想要个啥？尽管说话。”
王三官壮着胆子说：“给我一头牛吧。”
等“二大队”的人走了，王三官就把耕牛还给了杨家。他想，杨黑驴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勤俭人，虽然破了财，但只要人还在、地还在、牛还在，终究是不会破家的。
可是，在十六保，“破家”的人户却不少。大家都知道这次不缴清军麦过不了关，于是有的去借高利贷、有的就卖房子卖地。
曾老太婆的儿子也被十三军抓去了。一时间找不到土地的买主，老太婆急了，就把房子拆了，卖砖瓦木头。
曾家的房子座北朝南，“簸箕院子”里有三间正房和两侧配房，大瓦屋蓝砖白灰、里生外熟，外加丈把高的院墙，看上去十分漂亮。其实，这“里生外熟”指的是建筑的里面是土坯，只在外皮用一层条砖裹着，好像“包皮馍”一样，虽然外表好看，可拆开来就是一堆土，并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房子拆了，曾老太婆就坐在一片废墟里放声嚎啕，挑选砖瓦木料的人见她哭得伤心，也觉得有些不落忍：“老人家，瞧你这意思，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呀？”
老太婆捂着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哎嗳唉……拣你的吧，别管我，我是个疯老婆子。”
折腾了好几天，有的人家凑齐了麦子，有的人却依然没办法，还在县城大牢里关着。
那座“大牢”倒是欢迎人们去参观。拖欠军粮的犯人平时都在木头笼子里站着，没吃的没喝的，每天被揪出来揍两回。行刑的时候，挨打的人没命地叫、围观的人害怕地哭，那场面真是凄惨。
王三官看不下去了，就去找负责看押人犯的县联保主任刘馨吾：“刘主任，这些人关在这里，他们家里没了主心骨，想借钱也没处借，最后还是交不了军粮，不如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