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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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战争，我军“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不提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反对教条主义中工作有何改进，有何成绩，而是批评院党委”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样，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有的已经改正过来，有的正在改正之中的缺点，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学院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
国防部的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国防部的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刘伯承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常7月3日，刘伯承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他们经过3年的正规训练，在文化知识、政治理论水平及军事指挥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服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
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动情地说：“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
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向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番话，犹如一股暖流，在几千名与会者的身上涌动着。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它，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竞从此离开了他浇灌过无数心血的军事学院，而且实际上也离开了整个军事教育与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
几个月之后，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他说：“我们刘伯承同志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象他这样是很少的，很红、很专，但就是不剑他曾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
正当反对教条主义之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全国解放以后，又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共同工作的叶剑英，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这番充满革命激情的话，显然是意味深长的，是发人深思的。军事学院2000多名教职员工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象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份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象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医生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和缓解他的焦虑，建议他外出游览疗养。这年深秋，他前往风景绝佳的皖南黄山。面对巍峨耸峙的奇石，苍劲多姿的青松，变幻飘渺的烟云，涌突流淌的清泉，他感到无比振奋与陶醉。他进而联想到在这块雄伟秀丽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革命风云，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涌上心头，欣然吟诗一首：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
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也多。
沉浸在对往昔如火如茶斗争生活的回忆里，他似乎忘却了眼前的病痛和烦恼。
第三节怀仁堂的掌声
1958年春，中共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了工作会议，继续大批所谓“反冒进”。结果，党内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区、各部门“大跃进”、“放卫星”的计划争先恐后地提了出来。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断定当时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党的副主席。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所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谈到形势时，他说：“赶上英国不要五年，两年三年就可以了。五年可以赶上苏联，七年——最多十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话，人民解放军就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在谈到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时候，他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
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校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谈到军队院校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
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在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时，他又批评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错误评论刘伯承功过的活。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力疾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
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破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份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他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刘伯承说，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即给予明确指示，军委发来了祝词，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训练方针。“据此，我们就抓住三个环节：（一）传统教育（党史、政治上作、战史、战例，并专设了战史系）；（二）现代作战训练（战术、战役、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和化学兵等）；（三）实行正规制度：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毛主席训词），四大制度，四个共同条令。
这三个环节以我军传统教育为基础，使之贯彻到现代作战训练和实行正规制度上面去。”
刘伯承还具体地说明了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