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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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培养高级将领
1954年5月16日，刘伯承坐上了向北京奔驰而去的列车。他此行的任务是领导全军高级干部进行“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
这是继1952年5月，“集团军进攻战役”集训后，又一次全军范围的在职高级干部短期军事集训。
这次集训，是在刘伯承的积极倡议之下举行的。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和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里，在强调训练一般干部重要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训练高级干部对于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意义，提请中央军委把这一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刘伯承的意见。除按期选调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人军事学院离职学习外，还采取多种方法训练大多数在职中、高级干部：一是批准军事学院开设了高级函授系，招收一批学员进行函授教育，在开学和毕业考试时到军事学院短期集中，其他时间则在职学习，由军事学院发给教材讲义，并派出教员巡回辅导。二是在军事学院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时，组织全军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从中学习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组织与指挥。3年多来，全军共有1万多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三是利用军事学院的教学力量和教学条件，组织高级干部短期集训，每次学习研究一个专题。
5月18日，中央军委以军委办公厅、总参作战部和军事学院三家组成集训班秘书处，以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为集训班班主任，负责日常行政事务，而集训班整个训练工作则由刘伯承以军事总导演的名义领导实施。参加集训的正式学员有各大军区、志愿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领导干部，以及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二期学员，共138人。还有旁听学员113人，总数为251人。
5月19日，集训班正式开课。刘伯承把整个身心都扑在集训班的工作上。
他吃、住都在集训班。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参加课题讨论。晚上，听取各个小组汇报，检查学习进度和学习情况。他还担任了“集团军防御战役原则”一课的讲授任务，并组织指导了集团作业和室内半示范演习。
对于参加集训的高级干部，刘伯承严格要求他们遵守纪律，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学好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他对学员们说：“学习军事科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多流点汗水，我是要提问大家的。”在他的领导和模范作用的影响下，学员们学习刻苦、作业认真，晚上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钟，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整个集训班充满着刻苦钻研军事科学的浓厚空气。
6月19日，集训结束。刘伯承作了学习总结和学术总讲评。他首先指出：集团军进攻与防御战役集训，统称为战役法集训，是学习研究现代战役法一般准则，即组织战役、指挥战役的领导艺术。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及其领率机关参谋人员必须掌握的。接着，他结合军事导演三个阶段的实施过程，阐述了集团军防御战役中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集中主要力量，实施反冲击、反突击和反攻等若干军事理论问题。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于现代化战争的不断探索，把集团军防御战役这样一个大兵团作战的战斗编成、战役布势和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讲得十分清楚透彻，使这次集训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
各个学习小组在总结时都说：集训内容生动丰富，集训方法灵活多样，准备工作周到细致，教员讲课系统熟练，军事导演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在集中兵力和协同动作方面更有独到之处。他们还一致谈到，刘伯承院长的模范作用、严格要求和不断督促检查，砥砺和鞭策了大家，推动了学习的深入。
这次集训结束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仿照这次集训的内容和方法，也普遍进行了一次战役法集训，从而掀起了全军高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的热潮。
这次集训也使刘伯承在训练高级干部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回到南京，他又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组织筹备规模空前的“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即山东半岛演习。
10月17日，刘伯承以演习指导部部长和军事总导演的名义，发布了演习动员令，指出这次演习是培养高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能力、加速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次重要演习。所有参加演习的人员和部队都要充分认识演习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为参观见学人员服务，为高级干部的教育与训练服务的思想，积极做好思想、组织、训练诸方面的准备工作。
11月17日，刘伯承来到山东平度县张戈庄，现地组织指导这次演习。
演习地域宽30公里，纵深300多公里，包括当时山东昌潍、莱阳等专区及青岛市的10个县、100多个主要村庄。演习部队有步兵、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还有海军和空军参加。连同表演人员、保障人员等，总计有8000多人。全军共有264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其中兵团级以上干部就有21名，他们分别见学了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情报、通信、防化等部门首长以及快速集群、航空兵、炮兵等特种部队指挥员的演习作业。整个演习分3个阶段实施，到11月30日结束，历时14天。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长，不仅在军事学院是第一次，在全军来说也是第一次。这次演习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它为1956年中共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几年来，刘伯承在军事学术上一直致力于现代大兵团攻防作战的战役法研究。编写战役法教材，讲授战役法课程，主持战役法集训，组织指导集团军战役演习，为发展和完善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法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使全军高级干部掌握现代大兵团作战的组织与指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55年，军事学院开办了战役系，并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关于开办战役系问题，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曾在1954年7月，联名向中共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报告中说：“学院党委曾向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提出，在军队改装备、各级学校成立之后，建议开办战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第一期学员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至40名兵团及其以上高级将领”。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报告，调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廖汉生、张震等52名高级干部人战役系学习。
见到杨得志等人来军事学院学习，刘伯承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学院训练部的负责人说：“我年纪大了，要培养年轻将领。杨得志同志是志愿军副司令员，他来学习，和我们一起研究学术，这很好。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将来，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指挥作战。”
同时，刘伯承也强调不要放弃领导。他指出：“唯其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相因成习，积重难返。
我们对他们的最大照顾，是保障他们能学到东西。”
为此，刘伯承召开会议，与有关人员一起分析战役系学员的一般特点，研究战役系的训练计划。他认为，战役系学员思想水平高，党的观念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工作经验，有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些特点，战役系的训练计划应当以学习高级兵团的战役为主，以学习组织指挥及其思想方法为主；训练方法应当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提倡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执行这个训练计划，刘伯承还深入到战役系学员中间，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他给他们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训练计划的几个问题，亲切地对他们说：“讲的目的，主要是打通思想，达到上下通气。并让大家出主意，共同解决。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意见反映上来，领导研究统一后，再交大家讨论。因为这个计划包括施训与受训两个方面。”
1955年9月1日，战役系52名高级干部学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正课学习。刘伯承多次为他们讲课，组织指导他们实施室内或野外作业与演习。他还亲自批阅他们的考卷，并对杨得志、秦基伟、刘震、张震等人的考卷写过中肯的评语。
对战役系学员，刘伯承始终寄予着厚望，倾注了自己更多的心血。战役系学员在他的领导下，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情绪，给全院学员做出了榜样。
战役系的开办，使军事学院学员系增加到10个，学员增加到3000多人。
刘伯承幽默地称军事学院是全军院校的“托拉斯”。
这时，刘伯承又在考虑分建学院的问题。军事学院成立之初，他积极创办了各军兵种学员系，主动承担了为各军兵种培养训练干部的任务。现在，各军兵种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为了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为了更集中地培养高级将领以适应各军兵种飞速发展的需要，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分建6个学院的建议：以战役系、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建立高等军事学院；以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和装甲系为基础，分别建立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和装甲兵学院；以基本系、情报系为基础，继续开办南京军事学院。
刘伯承和陈伯钧、钟期光等反复研究了在北京建立高等军事学院的方案。其中包括招生定额、组织编制、教员和干部调配、建校地点和校舍建筑计划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多次研究，刘伯承领导起草了“高等军事学院编制表”和“高等军事学院房舍筹建计划”两个报告，派教育氏唐延杰和院务部长刘忠两人携带这两个报告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军委作详细汇报，并了解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筹建各军兵种学院的情况。
唐延杰、刘忠两人走后，刘伯承想到还有一些问题没有交待清楚。于是，他又给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和总参写了一个报告，对高等军事学院的校址、组织机构以及建立各军、兵种学院提出了建议。
不久，唐延杰、刘忠两人返回南京，向刘伯承报告说，所有问题均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高等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的筹建工作在中共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之下，即将全面展开。刘伯承听了以后万分高兴，全军训练高级干部的事业又将大大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
1955年，军事学院教育训练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形势，都是令人鼓舞的。
这一年，刘伯承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七届五中全会时，曾向毛泽东主席反映：由于学员系不断扩大，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军事学院教员队伍已经出现严重缺额。在朝鲜停战和大军区改划①之时，本想从全军选调，但未能如愿。因此，刘伯承请毛泽东批准，从军事学院毕业学员和其他军队院校的毕业学员中间选留一批作教员。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早喊呢？”
刘伯承回答：“我很早就喊了嘛！每次给中央和军委的工作报告，都论及此事。”
毛泽东说：”你喊的声音还是不大嘛！”
刘伯承高兴地笑了，说：“那好，以后我就大声喊。”
回到南京，刘伯承很快就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学院情况及提请补充教员的报告》，提出：“为了解决学院教员队伍严重缺额的情况，请军委授予我一个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胜任教学工作，我都可以选留作教员。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
刘伯承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当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二期毕业时，他从毕业的400多名学员中，一下就留下了200名当教员。又从军事工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测绘学校等的毕业学员中选调了100多名当教员。这样，就较好地改变了军事学院教员队伍的构成，提高了教员队伍的质量。不仅适应了当时教学工作的需要，同时也为后来分校建院准备了师资力量。
刘伯承还从基本系第二期选拔10名品学兼优的年轻的毕业学员作研究生。加上1954年从基本系第一期选拔的5名，从政治系第一期选拔的两名，以及后来从空军系第一期选拔的3名，从地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选调的3名，共有军事科学研究生23名。他领导制定了研究生的培训计划、专业课目分工，公布了指导教师名单。并组织指导1954年选拔的7名研究生，着手撰写学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