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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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估计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重庆已难守住，自己所率两个团这点兵力也难以扭转危局。4月3日深夜，他写信给但懋辛，分析了当前敌集大军兵临重庆城下，本方仅有少数兵力与之对抗，实属独木难支的情势。主张打不赢就走，不能硬拼。建议主动放弃重庆，以集中本方兵力，待机反攻。
次日晨，但懋辛派人送来回函：“适接兄23时半函，具悉一切。此时若退出重庆，则全局瓦解。我兄既到两路口，即请以全力向唐家沱、黑石子方向横击敌人力要。时机万迫，火速进行。千万！千万！”
刘伯承阅过信函，只得服从命令，率领本路向黑石子前进。在寸滩与敌展开激战。无奈敌势强大，友邻第六师一个旅又不肯协同，第一路成了一支孤军。为了避免被敌围歼，刘伯承不得不率部突围到鸳鸯桥，再退合川。
4月6日重庆失陷。讨贼军中一些人乘机指责和中伤刘伯承，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这些人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诿过。刘伯承感到十分沮丧。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了。有功被压制，无过遭非议。种种委屈和愤懑一齐袭上心头，他提笔向但懋辛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报告4月14日于合城商会指挥部呈为职请撤差查办、另简贤能、以利前途事。窃昭庸材多病，早甘雌伏，此次奉委斯职，即恐陨越，迭辞未蒙允许，不得已始尽绵薄至于今。兹每念无补时艰，无任内疚。
溯此次战事，职路计经三役，除万县团寨子一役系单独动作未遭失败外，磨刀溪、寸滩两役均系奉今协同友军实行任务，卒以当时首当其冲，伤亡过大。厦之将倾，独木难支，以致败北。各方不谅，交相责备，谓昭为令军失败之大罪人。以军人不能致胜疆场，信有罪矣，然视所属官兵伤亡之众，武器损耗之多，神明负过，已属难堪，而败北之咎复集于昭，中心傍徨，莫知所措。住者人地尚可查考，是非不难分别。未来前途关系本军生存，如不另委贤能，以资挽救，则何以收军事之最后胜利，而拯人民于水火。谨恳立予褫职，交旅部看管，静候彻底查办，并简贤能接任指挥官职务，以资进行。明知战时去职，遗羞军界，然计军事前途之利钝，有不容一人留位之痛苦。再四思维，始得出此，临呈无任屏营待命之至。谨呈督办但第一路指挥官刘明昭但懋辛没有接受刘伯承的辞呈。大敌当前，他更需要倚重能征惯战的刘伯承。
但懋辛退出重庆后，率部西移，与在西战场作战的赖心辉、余际唐等会合。4月19日，熊克武、但懋辛、赖心辉、余际唐等在潼南双江镇部署反攻，准备分兵3路，先取成都，然后再图重庆。第一路，由第二混成旅进攻广汉，从北面包围成都；第二路，由赖心辉到隆昌集中边防军，经简阳进逼成都；第三路，由但懋辛率余际唐第六师一部及第一师一部，从遂宁直取成都。刘成勋在新津集中第三军部队，石青阳到涪陵集中川东边防军部队，以为偏师。
战役展开以后，但懋辛率第六师一部由淮口镇间道直趋成都。5月5日，与附北联军在石板滩、廖家尝黄庄一带发生激战。正当但部苦战之际，敌方陈遐龄又率3个旅的精锐赶来增援。双方在川西平原鏖战两昼夜。但部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刘伯承正随第二混成旅转战川北，在德阳重创田颂尧师的孙震旅，接着挺进中江、金堂，随后又击败了新都、广汉一带的敌军。当得知但懋辛部告急的消息以后，第二混成旅召开军官会议商议出兵救援。不愿前去的意见占据上风，有的说：“我们北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上峰只命令我们在此担任警戒。再者，我军长途劳顿，亟诗休整。”有的说：“我们辗转川北，久战之余，难操必胜。赖心辉近在简阳，以逸侍劳，应该由赖部前去增援。”
刘伯承坚决主张应援。他猛然站起，语调激昂：“现在，敌军据有省城，又以数万兵力包围了但部，气焰嚣张已极。如果坐等敌人吃掉但部，然后移兵来夹击我们，将如何应付呢？况且会攻成都的计划也就付诸东流，所以我们必须火速援救但部。”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如果我们径向石板滩，敌军势众，难以奏效。兵法云：‘以迂为直’，不如直抵成都，拊敌腹背。
这样就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军官们听后口服心服，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第二混成旅衔枚南指，直抵成都近郊，一举全歼邓锡侯部第三师1个旅，将其旅长刘荫西击毙。随后又直叩蓉城门户。但懋辛见到第二混成旅势如破竹，所向无敌，顿时斗志倍增，马上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很快将联军截为东西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一天的激战，将陈遐龄部击溃，全歼其两个团。5月13日，讨贼军夺回成都。
敌军全线崩溃后，邓锡侯部向绵阳方向逃窜。此时，甘军以12个宫的兵力，从青川进入江油附近的中坝地区，支援邓锡侯部。刘伯承奉命率领本路部队，急行军赶到中坝，与甘军在丘陵地一带激战。经过几天的较量，将甘军12个营全部包围、缴械。缴械后的甘军官兵，立即遗散回籍，不许在川境停留。这一仗，从成都东门到中坝，往返300多华里，从出发之日到胜利回师，只用了12天的时间。刘伯承用兵之神速，震惊了敌对双方。
北洋军阀吴佩孚并不甘心失败，再次调集兵力，严令赵荣华督率五省军队，向讨贼军进攻。杨森等附北川军则在简阳迅速集结。两军协力进攻省城。
讨贼军前敌总指挥赖心辉抵敌不住，节节退却到成都东南龙泉驿。
熊克武急令刘伯承回师投入东路战斗。刘伯承在解决甘军以后，正随但懋辛部追击陈国栋等部，部队极为疲劳。但他深知龙泉驿是成都的东南门户，一旦失陷，省城即遭威胁，势必影响到西南讨贼战争的全局。于是星夜东开。
刘伯承赶到龙泉驿以后，他立即跟赖心辉部取得联系，迅速接防了龙泉驿、张飞营等一线阵地。他不顾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劳顿，亲临前沿观察地形。5月26日，他亲率部队到石盘铺与敌交火，随后将敌人引到茶店子一线，当场击毙敌军团长杨天骅（杨森的侄子）。5月28日，又同敌人在柳铺沟一线进行夜战，打退敌军数十次进攻，击毙、俘获200多名敌人。敌军伤亡过半，溃退下去。
这次龙泉驿之战，刘伯承等部讨贼军鏖战4天4夜，共击毙、击伤、俘虏敌军2000多人，扭转了战局，使讨贼战争再度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熊克武听到胜利的消息，极为兴奋，随即发出通电，表彰这次“龙泉驿大捷”。
6月，刘伯承又随第二混成旅追击杨森第二军部队，当到达内江、隆昌一带时，北洋军卢金山、赵荣华和黔军袁祖铭等部，协同杨森部朝隆昌方面反扑，双方在银祥街一带展开了拉锯战，讨贼军英勇作战，重创敌人。第二混成旅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退到内江、资中一带休整。一个月以后，北洋军于学忠、张允明、宋大需部及杨森的第二军，越过讨贼军在内江、木镇、白马庙一带的防线，再次发起攻势。第二混成旅第一路在刘伯承指挥下，迂回到敌后痛击敌军，使敌人一片混乱，北洋军和杨森部官兵争先恐后通过浮桥向大足方向逃窜，致使浮桥堵塞，敌军官兵纷纷落水，淹死者众多。
接着，刘伯承率部又穷追猛打直奔大足。敌军己是闻风丧胆，纷纷缴械投降。
当第二混成旅在夺取大足县城的时候，隆昌方面又告危急。原来吴佩孚令黔军将领袁祖铭接替赵荣华，统一指挥反熊战争。袁祖铭迅速集结重兵进犯位于讨贼军后方的隆昌。熊克武又急调第二混成旅回兵隆昌固守。不几日，敌军气势汹汹攻到城下。刘伯承率部与第二路出城迎战，在土地坡一带将敌前锋击溃，乘胜追到沪州小市背后的五峰顶。敌军据险顽抗，第二混成旅未能攻下。因连月鏖战，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于是转移到玉蝉关休整。
袁祖铭调整力量再度向隆昌发动进攻。刘伯承又率部与第二路回援，在隆昌与荣昌之间的狐林窝与黔军激战。黔军终于抵不住第二混成旅的连续攻击，分别向大足、永川、沪州方向败退。刘伯承率部向大足方向追击，在要隘马颈口遭到袁军王天培部的阻击。刘伯承再次担任主攻。攻击前，刘伯承对部队进行鼓动说：“弟兄们，讨贼之役已经苦战半年，我军接连获胜，重庆已在我掌握之中。中山先生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不日即可变为现实。诸位要拼命向前，英勇作战。”接着，连续向敌军发起两次强攻。激战中，刘伯承不幸中弹，右大腿负重伤，但仍然坚持指挥部队，直到攻克大足城。后因伤势恶化，在军需官王尔常等人护送下，前往成都就医。至此，刘伯承在川军中转战10年有余，的确是“遍体弹痕余只眼”。然而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未酬。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凌的局面日甚一日。残酷无情的现实，迫使刘伯承在身心交瘁之中不得不检讨既往，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第三章举义泸顺
第一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而且更多的是对前途的优虑。刘伯承因伤离开部队后，讨贼战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到敌人的重兵威胁。这一方面是讨贼军在胜利面前产生骄情心理，领导层各怀私利，只关心自身势力的扩大，不想继续协力作战。前敌总指挥赖心辉属四川边防军系统，不愿看到熊克武第一军势力因战胜而强大，竟在攻占重庆后按兵不动，坐失乘胜进军的良机。另一方面敌军重新集结力量，吴佩孚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取代袁祖铭统领所有对讨贼军作战的军队，随即进行了连续的反攻。消息传来，刘伯承既痛心于讨贼军的失利和四川形势的再度逆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的归宿。
正在这时，吴玉章给他以极大的关怀。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是四川各界很有声望的人物。他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杨闇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活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
这两位革命者相识以后，交往十分密切。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这时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杨闇公在接触中了解到刘伯承十几年来摸索革命道路始终不渝的精神和救国救民的一片赤忱，以及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1924年1月2日，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1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格言，为人处事喜欢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对于社会上的各种观点、主义，他都要一一加以认真的思索和研究，决不轻易表示赞同或反对。但是，当他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他就毅然下定决心，非要走到底不可。他从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到接受它，直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有一次，曾在将校学堂与刘伯承相知，这时已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热心劝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
